1985~2015:分野、继承与重塑
非凡的事往往都集中同一个时代发生,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历史的隐喻,意味着结束,或预示着开端。50年前如是,30年前如是,2015年的今天亦复如是。 
2015-5-28 15:3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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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强



本文来源于《E药经理人》2015年5月刊

历史总有一些看似巧合的时点。

话题从1965年开始。为改善工业管理体制,我国在12大行业试办托拉斯,其中的医药托拉斯—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在那一年元旦正式对外办公。这是我国医药行业第一次尝试用经济的手段推动产业发展方式的变革,以摆脱行政力量过多的干预。但后因“文革”,医药托拉斯仅是昙花一现。

半个世纪之后,2015年,国务院确定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积极推进有利于结构调整的改革,破除制约市场主体活力和要素优化配置的障碍”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一年的全国人大会上,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成为新一届政府价格市场化改革中的首场战役。这一改革与1965年试办托拉斯的出发点如出一辙,只是时代背景已然大相径庭。

从计划经济时代局部改革浅尝辄止,到对市场规律的全面尊重,中间还有一个绕不开的年份,1985年,它可谓是两种经济体制的分野之年。前一年末,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自此,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转向全面深化改革。在医药行业,首部行业大法这一年应运而生,企业开始释放强大荷尔蒙,步入高速跃进的黄金年代。

非凡的事往往都集中同一个时代发生,某种程度上又构成了历史的隐喻,意味着结束,或预示着开端。50年前如是,30年前如是,2015年的今天亦复如是—中国医药行业处于又一次分野与重塑的肯綮之处。但无论怎样变革,历史证明法治化与市场化是必由之路。

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

时下舆论的热点,从贪官受审,到冤案平反,民众有各种层面的解读,最集中的指向是法治。法治的意义毋庸赘述,大到社会制度确定,小到个人利益保障,均依赖之。一个产业的发展亦是如此。例如美国1938年出台《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之后的25年里,令医药行业发生了质的飞跃,奠定了这个行业作为美国经济机器核心构成的基础。

1984年9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自1985年7月1日起施行。这部大法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发布的药品管理法律。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回忆说:“回想当年,我们哪里有质量管理的概念,生产设备比较原始,技术比较落后,管理粗放,很难保证生产的药品安全、有效。1985年《药品管理法》颁布实施,医药产业才逐步走向了法治化的发展轨道。”

据报载,《药品管理法》出台当年,就在处理轰动一时的晋江假药、魏县贩卖淘汰假药等大案要案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此后相关配套法规地不断丰富更新,更是极大地推促了整个行业质量管理水平的大幅进步,保障了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但无论是这个国家,抑或是这个产业,真正值得额手称庆的时刻还远没有到来。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2014年9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更高高度。这意味着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份子,医药行业的法治化进程亦须尽快打开新局面。

目前正值《药品管理法》新一轮修订周期,目标是弥补现行法律自2001年修订后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的缺陷,比如政府职能、市场机制不明确,审批制与备案制实施的目标不明晰;中央与地方职权没有清晰划分;没有充分参照和借鉴国际经验;部分条款没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等。

可是即便如此,现实中一个个真实案例还是让人感觉行业法治化进程任重道远。2014年,江苏省无锡市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廉价抗癌药涉嫌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销售假药罪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引发舆论的大讨论。而在几千公里外的一家越南药厂 4年前起诉国家食药监局,官司从一审、二审打到最高法,判决结果出现了惊天大逆转,最高法推翻了此前法院的判决,认为食药监总局“没有充分保护申请人的相关合法权益”,属于“裁量不当”??

还好美国著名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说过:法律是一种不断完善的实践,虽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绝不是一种荒唐的玩笑。以上两个案例至少提示了两点:一是制度层面要不断完善,二是无论是监管者还是企业要有遵守规则的基本共识,如此一来,假以时日,产业面貌必然能有改观。

从试水市场到尊重市场

1985年,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成立。这是中国医药行业第一个全国性的协会组织,和后来出现的行业协会不同,它的成立着眼于当年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强企业管理的需要,应和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时代主旋律。

这以后,医药工业企业尝试的市场化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转轨变型,打破部门地区封锁和所有制界限,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实施“大公司、大集体、大集团”战略等。

第二阶段的改革,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试点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股份合作制试点开始,进入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多种所有制实现形式,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

正是因为政策对市场经济的信任,医药行业这30年来成绩斐然,成为国民经济各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一个产业。医药工业总产值从1978的72.8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2297亿元,增长了306倍。

但也须看到,在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政策对于经济和企业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致命的。比如三十年前,由于药品供应短缺,国内一度曾出现“百业经药”的局面,全国最多时有113家“药品集贸市场”,由于经营管理粗放,这些市场存在诸多违法违规现象,而安徽太和药品市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当时广为流传一句话叫“太和不倒,全国没好”。为此,监管部门曾发起过一场全面清理整顿药品市场行动,就是一个字“关”!现在回过头来看,太和不仅没倒,还变得更好了,而且创造了一种商业流通新模式,那就是低毛利、低费用的大流通模式,这种模式对于农村市场的药品供应意义重大。

与太和药市(现华源医药)有类似性质的遭遇者并不鲜见,至今也未绝迹。

改革开放30年,总体来看是市场经济摧枯拉朽的30年,但或许每一个处在其中的前行者都感受过偶尔逆风而行的疼痛和艰难。市场的逆流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具体形态呈现,这一点无论是从医疗体制改革的不顺,还是从市场竞争中的超国民待遇都能感同身受。

医药行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并不高,但却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又关系到民生。折腾,曾经使这个行业耗费了不少能量,也错失过机遇。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在接下来的若干年,唯有不折腾,尊重市场规律,从行业的实际出发,在管理与推动上找到平衡,制订正确的政策,这个行业方有更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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