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医学院的血泪抗战
一二八事变中,地处吴淞的上医校园,被日军炸得片瓦不留。当时恐怕还没人会料想到:其实那并不是最艰难的时刻。 
2015-4-10 11:07:16
0
杨震

本文转载自「医史微鉴」微信公众号



怒江边

姚葆初没能安全地撤退到怒江的另一边。这位国立上海医学院40届毕业生,倒在了缅甸。

1942年5月的缅甸,日本人来得太快了。当时,姚葆初担任中国远征军驻缅救护队医师已有一段时间。而姚的学弟,上医41届毕业生严家贵,作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的一名小队长,才刚刚于4月初带领一支医疗救护队进入缅北。日军快速推进时,严家贵幸运地及时撤退了。

怒江边,像姚葆初那样未及撤离的中国军民惨遭日军屠杀。而在江的对岸,目睹此情此景的严家贵,大恸不已。

消息传到了已迁至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

在简陋的重庆校区,上医师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很多人仍然记得姚葆初这位山西青年的音容笑貌。两年前,1940年6月的昆明,日军频繁空袭,军民伤亡甚重。

当时已迁至昆明办学的上海医学院里,姚葆初和他的同学们积极协助当地红十字会开展救护(后来担任北京阜外医院院长的陶寿淇,就是那一届的学生)。在那个6月,在炮火声中,姚葆初领到了上海医学院颁发的「临时毕业证书」。

毕业才两年的学生壮烈殉国,这让时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朱恒璧出离悲愤。这位药理学泰斗,写下了一幅近乎骂娘的挽联:「报道吾党成仁,恨不昭和授首」——「我们的同志壮烈牺牲,真恨不得宰了日本的昭和天皇啊」。

倒在滇缅之地的上医毕业生,还有萧卓。这位上医第二届毕业生,毕业后曾在北平协和、湖南湘雅等大医院担任医师。抗战爆发后,萧卓毅然参加艰苦的滇缅铁路工作,任第七总段大河口诊疗所医师。1940年3月22日,为筹设盂定分所,萧卓由大河口乘车赴禄丰,不幸途中翻车殉职。

上医人挨日寇子弹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更早。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时,上海医学院动员全校师生参加战地救护。在闸北前线枪救伤兵时,大三学生陈化东右臂中弹受伤。

一二八事变中,地处吴淞的上医校园,被日军炸得片瓦不留。当时恐怕还没人会料想到:其实那并不是最艰难的时刻。

枫林桥

满目的伤兵,满耳的哀鸣。这就是张治道眼前的首都,南京。

1937年初冬,张治道还是上海医学院的大四学生。但是,战争迫使这个高年级医科生快速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在张治道之前,先期抵达南京开展救护的上医同学,此时已近崩溃:中央大学的校园里,集中了无数伤兵;每个医科生带着一名护士,要照护五六十名伤员;他们每天要做的,是大量的截肢和巨大扩创术,没有麻药。

几个月前,淞沪抗战爆发。八月底,上医创始人颜福庆向全校师生下达指令:「凡本校及所属的中山医院、第一实习医院、澄衷医院、高桥卫生事务所的教员、职员、医师、技佐、工役等全体工作人员应极力维持正常工作,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外,如有紧急工作,各位应立即到岗不得推诿,也不得随意请假。

希望全校同仁国难当头同心一德,共济时艰;另,在这非常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给本校的教育经费短绌,所属各医院和高桥卫生事务所收人大减,经济状况极度困难,在能维持每人生活情况下,全校各级人员从八月份起减薪。」

在上海,河南路和三马路交汇口的难民医院里,31岁的外科医生黄家驷带着上医学生,终日给伤病员手术、换药,没有抗生素,只有含漂白粉的台金液与凡士林。淞沪抗战一爆发,黄家驷就被医学院任命为第一救护队的副队长。而第二救护队的副队长,则是在一二八事变时就中过日本人枪子的陈化东。

所有的一切,都像极了五年前的一二八。但是,这一次,上海守不住了。

1937年11月9日夜,在沪西枫林桥旁的中山医院,已可以听到日军的坦克声。此时的中山医院早已改为「第六救护医院」,隔壁国立上海医学院的师生已撤离至租界,但医院里还有伤兵和护士,哪一个落到日军手里都不会有好结果。

中山医院第二任院长应元岳,快急疯了啊。所幸,在日军到来前的半个小时,伤兵和护士神奇地撤离了。「神奇」,很多史料在描述这次撤离时,都用了这个词汇来形容。

日军攻入中山医院这一沪西制高点后,迅速在楼上架起大炮,轰击南市。这,就是占领。

歌乐山

史玉泉每天上学,都要经过日本人的岗哨。很多时候,要被迫向日本兵鞠躬。若是被发现携带了教材和白大褂,就麻烦了。

敌占区的生活,没有尊严。

从1938年进入国立上海医学院起,史玉泉就没见过真正的大学校园到底长什么样子。他一直在上海的红十字第一医院内(现华山医院)上课。后来,形势愈发严峻,上课几近「打游击」。上医师生终日跟日伪「捉迷藏」,不停变换教学地点。这课,是真真地没法上了。

在1939年初,国立上海医学院就开始筹划迁滇。

内迁是分批进行的。1939年9月,上医的高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从上海乘轮船途经香港到越南海防登陆,而后改乘滇越铁路前往云南。从越南平原进入云南崇山峻岭的那一刻,师生精神大振、全体起立,不停含泪高唱抗战歌曲《旗正飘飘》:「旗正飘飘,马正萧萧,枪在肩,刀在腰,热血似狂潮,好男儿报国在今朝…」

到了1941年,王宝琳那一批学生离开上海时,上海医学院已由昆明迁至重庆歌乐山。王宝琳是史玉泉的同届同学,对于这个乐观的姑娘来说,歌乐山生活的艰苦,都可以克服:米饭里有砂石,照样吃;灯油不够,省着点;只是,每天只能分到一盆洗用水,人家可是个姑娘家…其实,当年在歌乐山,学生中最抢手的,不是米,也不是油,是从上海带来的影印外文教科书。

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医学院的纯酒精就断货了。谷镜汧,这位中国病理学的奠基人,只好亲自用废酒精液蒸馏提炼纯酒精,结果把脸烧伤了。医学院实验用的玻璃器皿,竟也是教授们带着学生自己烧制。条件如此简陋,但教学质量一点儿也不差。当年的上医学生们回忆说,那是一个把解剖课能讲活的时代。

内迁之后,很多人的家庭经济来源断绝了,不少学生开始卖血,大家都是这么坚持着。直到 1945 年,胜利到来。

尾声:在长江里

抗战胜利后,从重庆辗转返回上海的路上,史玉泉把怀表弄丢了。

那块怀表,是史玉泉离开上海时,祖母买给他的,说是万一困难时,可以卖掉换些钱。信奉基督的祖母,还特意在怀表上挂了一个金十字架。

每每想到遗失的怀表,史玉泉都遗憾不已。

那时,上医也丢失了一大笔家当。

1946年9月,为了运回滞渝物资,国立上海医学院与国立编译馆合包了一艘民生公司的木驳船,由「怡康」轮拖往上海。9月16日,行至云阳时,船只起火,上医的仪器、药品、图书、教材、文档共计74吨物资,尽沉长江。

此后,每每上医师生想查找史料文档、却遍寻不着时,大家总会叹一声:大概就落在了长江里。

是啊,那段岁月,就在长江里,不停地流淌。

(参考文献:《上海医科大学纪事》、《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校友回忆录》、《师道:口述历史中的复旦名师文化》、《朱恒璧传》、《颜福庆传》)


【1941年,重庆歌乐山,国立上海医学院的校门。这张照片多么小啊,那时的人就是这么省,这么省...】


【1942年1月7日,时任重庆中央医院院长的吴绍青(上医一级教授、中山医院肺科创始人)写了一纸手令交给下属,并于当天公布:聘任谷镜汧(上医一级教授、中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为检验科主任,月薪585元。这点钱是当时教授级的最高工资了,仅够温饱】


【一本纸质和印刷都差得离谱的杂志创刊号。1942年,抗战最艰难时期,逃到大后方的西医们很久都看不到医学杂志,这帮医生就像缺了鸦片的大烟鬼。中华医学会决定在后方创办《医学文摘》杂志,由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承办。那时太惨了,没钱,还向学校隔壁的建筑公司讨赞助…】


【1943年,时任上海医学院院长的朱恒璧,给重庆中央医院副院长梅贻琳(清华校长梅贻琦之弟)写信,商议解决学生因病住院的费用结算事宜,言辞恳切】


【1944年6月,24岁的王宝琳,拿到了这张由国立上海医学院朱恒璧院长签发的毕业证。这张毕业证书里,有苦、有泪、有磨难、有坚强...】

E药脸谱网
分享:
您可能感兴趣的文章
最新评论
精彩评论
暂无评论
提交
查询好友:
注:选择好友后只会分享给指定好友,不选择则分享到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