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秘密资助避孕革命 世界顶级投资者造福女性
护士助产士凯瑟琳·奥赖利(Katherine O’Reilly)三十多岁,在科罗拉多州梅萨县卫生局的医院从事全职工作;她热切地想要展示这家医院贮藏的一种高效节育工具。 
2015-8-18 9:3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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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博社

本文转载自商业周刊中文版

 

 


几乎所有的女性(男性也是)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都会采取避孕措施,但节育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辐射性”太强,立法者和制药公司都对避孕措施的资助避之不及

巴菲特家族一直在不声不响、稳扎稳打地资助着一代人之后在计划生育上的革命     
   

巴菲特家族的秘密

护士助产士凯瑟琳·奥赖利(Katherine O’Reilly)三十多岁,在科罗拉多州梅萨县卫生局的医院从事全职工作;她热切地想要展示这家医院贮藏的一种高效节育工具。不过,她首先得拿出门禁打开一扇沉重的木门,门上贴着一张纸,上书“请随手关门!!!”她看了看摆满一盒盒手套和纱布的架子,然后走到一个没有任何标记的金属柜前面。她把柜子打开,弯腰看下面的格架。“在那儿!”她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它们一直在躲着她似的。

她指着一摞摞细长的、大小跟一大块巧克力相当的盒子。在每个盒子里,都有一个用于放置在子宫里的装置以及一根纤细的管子,临床医生用它把那个柔软的T型塑料结构放入子宫,就能取得长达10年的避孕效果。“在我接诊的时候,目标是当天就可以为其实施避孕。”也就是说,这里需要常备宫内避孕器。


这东西可不便宜。一个宫内避孕器的零售价可达800多美元,而像梅萨县这家医院这样的公立医院往往接待的是没有医保或者保额很低的女性,所以院方简直像对待管制药物那样牢牢看管这种避孕器材。在这样一个人口大约15万人的偏远县区,该医院一年的开支为77.4万美元。它之所以有实力储备这种昂贵的器具,部分要得益于一个减少意外怀孕的惠及全州的方案。这项投入2400万美元的6年行动,资金来自于一位匿名捐赠者。

资助在今年7月就结束了。奥赖利表示,幸好现在有了更便宜的替代品。今年夏天,这家医院收到了首批4月才推出市场、名叫Liletta的宫内避孕器。Liletta由眼力健制药公司(Allergan)生产和销售,不过它的研发单位是非营利机构Medicines360,7400万美元的种子资金同样也是来自一位匿名的捐赠者。“我们医院50美元就能拿到Liletta,”奥赖利说。“以我们这里的人口数量,一旦推广开,Liletta将成为最受女性欢迎的选择。”

十年前,因其可怕的历史和不佳的声誉,美国几乎没有人会使用宫内避孕器。但随着女性了解到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好用、越来越安全,根据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数据,到2013年,在采取避孕措施的女性当中,会有超过10%的人选择宫内避孕器。在25~34岁的女性当中,它们已经变得跟安全套一样常见,而且效果比后者要好得多。根据咨询公司透明度市场研究(Transparency Market Research)的数字,包括避孕药和宫内避孕器在内的美国避孕用品市场,2013年的时候市场规模超过60亿美元。

根据在圣路易斯市针对近一万名女性进行的多年研究表明,在向女性提供各种免费避孕手段的时候,有75%的人会选择宫内避孕器和皮下激素填埋。好几家医疗机构都引用了这项研究结果,包括疾控中心以此推荐医生鼓励大家使用宫内避孕器。这项研究收到了近2000万美元的资金资助,同样也是来自一位匿名捐助者。

几乎所有的女性(男性也是)在生命中的某个阶段,都会采取避孕措施,但节育在政治和法律上的“辐射性”太强,立法者和制药公司都对避孕措施的资助避之不及。所以,科罗拉多州减少意外怀孕的方案、圣路易斯的那项研究以及Liletta的研发的资金都是来自匿名的慈善机构也就并非巧合了,其实它们都是来自同一个非常低调的基金会。几乎没有人愿意公开谈论这位匿名的捐赠者,但税务档案、医学杂志上的只言片语以及对一位基金会官员的采访档案都表明,这些资金来自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的董事会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及其家人。

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以巴菲特的第一任妻子命名,是美国第三大家族基金会,仅次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和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在2013年(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税务记录的最新年份),它捐出了近5亿美元,主要面向一些致力于生殖健康的机构。这个基金会的网站很少进行维护更新,它不爱跟媒体打交道,只有20名左右的员工。该基金会和巴菲特都没有回应对本文发表评论的请求。

 

 


但在2008年1月就一个生殖健康口述史项目接受采访的时候(该采访之前未发表),巴菲特基金会负责国内项目的前负责人朱迪斯·德萨诺(Judith DeSarno)坦率承认了该基金会的捐赠情况。

“仅巴菲特基金会一家在生殖健康方面的捐助,将超过所有其他基金会在这个领域的捐赠之和,”她说。“今年是这样,以后还将是这样。”德萨诺回绝了就本文发表评论的请求,仅表示,“这份工作以及意外怀孕数量的急剧减少,令我感到非常骄傲。”

在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巴菲特基金会截至目前已经成为了宫内避孕器和降低节育工具成本的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帮助家庭实现梦想、规划怀孕,是合情合理、具有正面意义的事情,”布兰迪·米切尔(Brandy Mitchell)说道,她是州属机构丹佛卫生(Denver Health)负责协调计划生育的从业护士。“为什么我们得依靠捐赠者才能实现这件事,真是让人想不通。”

巴菲特家族一直在不声不响、稳扎稳打地资助着一代人之后在计划生育上的最大转变。“在沃伦看来,这是笔经济账。他认为,除非女性可以掌控生育——控制生育是她们的基本的权力——否则在美国有超过半数的脑力(brainpower)大概就要浪费掉,”德萨诺在2008年的那次采访中,在谈到巴菲特对生殖健康的资助时如此说道。“嗯,不仅仅是美国。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脑力。”

从何而来的不信任

对于宫内避孕器的不信任可以追溯到1971年,当时一家名叫罗宾斯制药(A.H. Robins Co.)的药企向市场推出了一款名为Dalkon Shield的宫内避孕器。这是一个圆形的塑料制品,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长了10条胳膊的甲壳纲动物。在上世纪70年代,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对宫内避孕器未采取管制措施,市面上还能见到十多款类似的产品。“你在自家的车库就能生产宫内避孕器,”帮助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撰写宫内避孕器使用指南的大夫伊芙?埃斯佩(Eve Espey)说道。

得益于咄咄逼人的营销策略,Dalkon Shield迅速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宫内避孕器,三年的时间卖出了200多万套。但很快,由它引发的各种大麻烦也纷纷浮出水面。所有的宫内避孕器都带有一根短绳子,方便取出器具,但Dalkon Shield的短绳设计却导致细菌进入子宫并引发感染,结果导致一些女性无法生育或者宫外孕。甚至还有几名女性因此丧命。罗宾斯制药打官司花了120亿美元,1974年它停止了Dalkon Shield的销售。之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再碰宫内避孕器,尤其是药厂。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医学指南也一直提出警告,规定它仅用于吸烟过多影响到避孕药效果的年长女性。

Dalkon Shield的失败促使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获得了对医疗器械的监管,1984年的时候它批准了非营利机构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巴菲特基金会也是其出资人之一)研发的一款铜质宫内避孕器Paragard。不过,Paragard从未对大众产生广泛吸引力,在之后十多年的时间里,对于宫内避孕器的医学研究差不多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欧洲的研究表明,精心设计的宫内避孕器并不会增加感染或者不孕的风险。奇怪的是,科学研究并未能明确宫内避孕器防止怀孕的原理。它们令子宫对精子变得很不友好,或许这就是可以避孕的原因。有些还能起到令宫颈壁变厚,从而减少了精子钻入子宫的空间。宫内避孕器还令受精卵难以着床于子宫内膜。与避孕药不同的是,它们不用你每天去做什么,从而降低了因使用者不当造成的风险。不管确切的避孕原因究竟是哪几样,宫内避孕器的效果达99%,几乎等同于绝望。

在2000年年底,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另一款宫内避孕器Mirena,该产品可以释放出一种人工合成荷尔蒙。这款避孕器同样也是由人口委员会研发。它的使用对象是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女性,拜尔制药(Bayer)最后取得了它的销售权。在2002年,只有不到2%的美国女性使用宫内避孕器。不过,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沃伦·巴菲特通过自己的妹妹认识了苏珊·汤普森,她们俩在大学是室友。两人于1952年结婚,在他们的老家奥马哈住了20多年,期间巴菲特买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并把其打造成世界最大的公司之一。

 

 

 
苏珊曾是夜总会歌手,热心女权。在六十年代,这对夫妇建立起后来所谓的巴菲特基金会,这个基金会专注于核裁军和生殖健康,包括参与资助计划生育联合会(Planned Parenthood)以及所谓的流产药RU-486。在七十年代末,两人达成一项很不寻常的协议——双方维持婚姻关系,但苏珊迁居洛杉矶。她还把后来成为巴菲特长期伴侣的阿斯特丽德·门克斯(Astrid Menks)介绍给他,过了几十年苏珊离世后,巴菲特与之结婚。

苏珊和瓦伦的女儿苏茜在八十年代中期从华盛顿特区搬到奥马哈,她当时的丈夫艾伦·格林伯格(Allen Greenberg)在1987年开始负责这个基金会的日常运营。(两人目前已经离婚,但依旧在基金会共事。)它跟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设在市中心同一幢中层建筑物里。在截至2002年6月的那个财政年度,这个基金会捐出了3340万美元。后来,一系列事件指数级地改变了它的捐赠。

一直以来,伯克希尔的股东可以指派他人代其完成公司的企业慈善活动。巴菲特和苏珊经常把他们那一大份分给基金会。反堕胎活动人士一直对这个基金会不满,但直到21世纪初,那些捐赠才开始惹上麻烦。在2002年的时候,伯克希尔买下了Pampered Chef,这是一家走直销模式的厨房用品企业,类似于特百惠(Tupperware)的派对营销手法。Pampered Chef把伯克希尔带入美国中部主妇们的客厅里,反堕胎人士可以利用的弱点也因此暴露在外。在抗议者号召发起制裁后,Pampered Chef的创始人多丽丝·克里斯托弗(Doris Christopher)向巴菲特求助。

“我本来以为我们可以熬过困境的,但还是没有,”巴菲特告诉为其做传的艾丽丝·施罗德(Alice Schroeder),这本名为《滚雪球:沃伦·巴菲特和他的财富人生》(The Snowball: Warren Buffett and the Business of Life)的书在2008年出版。“多丽丝受到了伤害,这些都是她的员工。她们正在受伤害。”施罗德继续写道:“他没有明说,但有暗示,不只是她们的生计难保,人身安全也成问题。”

Pampered Chef引发的冲突在巴菲特、投资者以及成千上万的员工可以容忍的事情与巴菲特作为个人能够忍受的事情之间,画出一条界线。“既然想法是他的,钱也是他的,为什么要管你怎么想?”投资者杰夫·马修斯 (Jeff Matthews)说道,他写过好几本关于伯克希尔的书。“他不会改变自己的个人行为。”伯克希尔在2003年终止了股东企业捐赠计划。但巴菲特继续用自己的钱做慈善。

2004年,72岁的苏珊因为中风去世,把价值25亿美元的遗产留给了以她的名字重新命名的基金会。基金会的董事会也进行了重组。巴菲特放弃了他的职位,苏茜成为了董事会主席。后来巴菲特说,他一直以为妻子会活得比自己长,以为将由她“负责把我们的财富分派给社会”。她的去世,迫使巴菲特开始重新评估要如何处理自己当时所持有的超过400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份。

 

2006年,巴菲特在《财富》(Fortune)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宣布,保证将把自己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中的85%逐步捐给慈善事业,这批股票在当时值370亿美元。他还把其中很大一笔捐给了盖茨基金会,其余部分则流向他的子女管理的三个基金会,另外价值超过30亿美元100万股捐给巴菲特基金会。根据税务和监管档案的记录,自从2006年以来,巴菲特已经把自己持有的价值17亿美元的伯克希尔股票捐给了自己的基金会。原有遗产中还有近60%(目前市值大约为42亿美元)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转让给这个基金会。

由于基金会每年必须至少花掉资产的5%,所以苏珊和沃伦给基金会的大量捐款使得这个基金会迅速扩张。2006年9月,它请来在美国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协会(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ssociation)担任多年总裁和首席执行官的德萨诺,这个团体是妇女健康门诊的代表机构,由联邦政府资助。她带领这个团体积极推进低廉节育手段的推广。

在2008年的一次采访中,德萨诺说,Pampered Chef至少在一个方面影响了该基金会:它继续资助它想资助的对象,不过匿名成了捐赠的一个前提条件。“必须‘匿名’,”德萨诺说。“对方不能发新闻通稿,不能宣扬‘我们从巴菲特那里获得了资助’。”

2005年,巴菲特基金会在全球的捐赠额大约有6000万美元。德萨诺在2008年的一个采访中透露,该基金会2007年仅在美国就捐赠了7900万美元。“来年,我们的捐赠额会比今年至少多5000万美元。”

德萨诺还担心该基金会的巨额馈赠会令其他的捐赠者把他们的资金转投其他领域。“这让我吓死了,这等于是在说,‘朱迪斯·德萨诺通过选择资助对象,来左右美国的生殖健康领域’,”她说道。

在该基金会开支增长的同时,它关注的对象也越来越多。之前,它专注在跟人工流产相关的工作上。新增开支包括至少2亿美元用于建立研究、政策和商业基金会来推广宫内避孕器,从而减少人流。

第一步包括对宫内避孕器进行更高水平的、同行评议性质的学术研究,尤其是检视公共健康对青少年和尚未生育的女性的影响。医学文献的增加有利于赢得那些依旧反对在这些女性中推广宫内避孕器的医生的支持。

“2006年12月,我接到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基金会的电话,他们说想帮助女性使用最有效的节育方式,”华盛顿大学(Washington University,位于圣路易斯)妇产科系的牵头研究人员、杰弗里?佩珀特(Jeffrey Peipert)医生回忆道。“他们讲,‘你们提一个推广、鼓励使用最有效节育手段的方案出来’,我说我们倒是有一个项目,我们免费提供所有的节育手段,看研究对象会选择什么。”根据该校的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一篇报道,这个基金会要求初步估算出一个预算。“他给基金会的负责人写信,询问需要招募多少病人,”这篇大学报告里写到。“基金会负责人对他说,‘放手干!光明节快乐(犹太教节日——译注)!’”

佩珀特说,他不能讨论捐赠者。“他们跟我们说,在所有的信函和杂志稿件中,只可以把他们列为匿名基金会,”他说。“我想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有苦衷的,可能跟他们资助的其他事情有关。”该基金会的其他的绝大多数捐赠也都投到了跟人工流产有关的工作中。

根据要求披露研究资金来源的《新英格兰医学期刊》(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的报道,巴菲特基金会赞助的研究名叫节育选择项目(Contraceptive Choice Project),纳税申报表显示,该基金会从2007年年初该项目启动时开始向华盛顿大学捐款,到了2013年共计捐款大约2000万美元。(佩珀特表示,他的预算“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节育选择项目是针对美国宫内避孕器使用者最大规模的医学研究。

2007年8月,佩珀特和他的团队开始从圣路易斯地区招募了9256名女性。其中约半数从未怀过孕,超过20%的人是青少年,有些只有14岁。在全城各地的诊所,研究人员向女性就各种节育手段提供咨询意见,他们会特别强调宫内避孕器和皮下激素填埋,同时免费提供所有这些选择。他们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对这些女性进行跟踪记录。

在2010年,佩珀特和他的同事在《美国妇产科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上发表了早期的调查结果,称56%的女性选择使用宫内避孕器,另外有11%选择皮下激素填埋。这份调查报告甫一发表就令行业人士震惊不已,成为了呈交给执业医生和政策制定者的一条有力证据,表明女性只要了解和有办法获得,就会使用宫内避孕器。圣路易斯的研究者还陆续发表了至少50篇论文。

节育选择项目所造成的广泛冲击,是捐赠者很少看见的。在2011年,美国妇产科医师协会自从2005年以来首次更新了标准指南,支持更为广泛地采用宫内避孕器。在第一段中,它就引用了节育选择项目的调查结果。2014年,美国疾控中心也在给那些向女性传授节育选择的执业医生的建议书中,提到了节育选择项目:他们应该在一开始就介绍最为有效的方式,比如宫内节育器。

诊所才是大众场所

但仅有学术研究还不够;这个基金会还想要进入诊所——女性在这里做出避孕方式的选择,需要确保她们知晓并且能够负担得起最为可靠的选择。于是,他们选择了两个州,向其投入大量资源,包括支持对避孕手段的提供者进行培训、支持社会营销以及降低成本,从而改变大家对宫内避孕器的看法,并且打造对该器具的政治支持。首先是艾奥瓦州,那是在2008年总统大选初选前。

“艾伦希望我们可以运行起来……这样总统候选人就必须对采行计划生育,而不是人工流产发表意见,”德萨诺在2008年做的那份口述史中说道。德萨诺说,当她的助手一开始给当地的节育诊所打电话时,居然没有人听说过巴菲特基金会,虽然它已经是该领域最大的捐赠者。不过他们倒是知道德萨诺这个名字,当他们听说会有捐赠进来的时候,一些人兴奋地喊出声。从2007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巴菲特基金会在这个鹰眼之州(艾奥瓦州的昵称——译注)投入了5000多万美元。

 

 

在科罗拉多这个面积远远超过艾奥瓦,而且也更具多样性的州,巴菲特基金会开始猛推宫内节育器。此举为人所知晓后,科罗拉多州减少意外怀孕倡议(Colorado Initiative to Reduce Unintended Pregnancies)的女发言人格蕾塔·克林格(Greta Klinger)表示,“他们不想拘泥于纯蓝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州,人们会说‘他们当然可以在怎么做,那里的政治态度就是这样的’。”克林格承认是巴菲特家族提供了资金支持,但在谈话中一般还是称之为“那个基金会”。

税务档案显示,从2008年到2013年,巴菲特基金会在科罗拉多州投入了大约5000万美元,其中大约一半是直投该州。科罗拉多把约半数的资金用于购买宫内避孕器,这样就能免费提供给使用者。其他花费包括雇佣和训练临床医师。梅萨县卫生局的负责人杰夫·库尔(Jeff Kuhr)表示,为了介绍宫内避孕器,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把工作人员几乎都挨个培训了一遍。这家诊所请来奥赖利和另一位护士助产士,她们都接受了咨询和设备植入方面的培训。在2013年,该诊所做了101例宫内避孕器和皮下激素填埋;今年截至目前,这个数字是189例。

去年,科罗拉多州州长约翰?希肯卢珀(John Hickenlooper)公布了该方案所取得的成果,这体现出德萨诺所期盼的那种改变,即说服决策者支持计划生育。从2009年到2013年,该州青少年的生育率下降了40%,而且青少年的堕胎率减少了三分之一强。希肯卢珀宣称,“这个方案已经为科罗拉多州节省了数百万美元。”

今年春天,州议会就巴菲特的捐赠用完之后是否接管资金支持时,保守派议员在投票中反对提供支持,称这些做法相当于迷你版的人工流产,而且私人捐赠者可以资助它。该州目前正在寻找其他的基金会,不过即使没有其他的资金支持,该计划仍然取得了持久的效果。“两三年前,外部的供应者没有太多兴趣,”克林格说道。“我认为情况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已经到了人们会说‘哦,哦,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的临界点。”随着思想的转变,剩下的障碍就是宫内避孕器的制造成本。巴菲特家族也解决了这个问题。

“你知道,便宜的宫内避孕器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东西,”德萨诺在2008年的那次采访中若有所思地说道。“人们没有办法以优惠的价格买到它。”现在,七年之后,巴菲特基金会成功地把价格降下来了。今年4月,低成本的宫内避孕器Liletta推出市场。它的设计并不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它的商业模式当之无愧。

 

 

 
从一开始,为Liletta设定的目标就是一款以50美元的价格卖给公立医院的产品,它不需要基金会没完没了地提供资金支持。根据税务档案,在2008年,基金会请来麦克阿瑟天才奖(MacArthur Genius Grant )得主维多利亚·黑尔(Victoria Hale)担任顾问。次年,黑尔创办了Medicines360。

Mirena的专利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期,拜尔制药的经销和零售价格高达800美元,所以Medicines360可以等到那时候推出便宜的仿制品。不过,参与Liletta临床实验的犹他大学(University of Utah)的妇科大夫戴维·图洛克(David Turok)说,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会批准一款仿制的宫内避孕器。仅仅靠销售一款低廉的避孕器也无法保证Medicines360能够挣得足够的收入继续存活下去。Medicines360的首席运营官帕梅拉·韦尔(Pamela Weir)表示,“启动资金的赞助者说,‘听着,我出钱给你们做研发,一直到拿到许可证,但之后你们就得靠自己了’。”

于是,Medicines360研发出一种与Mirena几乎一模一样的荷尔蒙宫内避孕器。这个非营利机构对于这款产品的想法是,找一家公司合作,由对方以市场价卖给那些有着正常保险的人,赚的钱用来补贴做慈善的低价产品。图洛克说,一个有品牌的医药产品若想上市,就需要做临床实验。绝大多数的药品实验都套用获得批准的最低规模标准,但为了扩大适用人群,Medicines360却设计了一个昂贵的实验,同时希望这款宫内避孕器的正式FDA标签,可以标明几乎所有出于生育年龄的女性都可以安全使用这款产品。它召募了1751名从16岁到46岁的女性参加实验。数年的研究发现,不分年龄、体重等因素,Liletta在避孕方面的效果高达99.45%。今年2月,Medicines360和巴菲特基金会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了Liletta最多可使用三年,称其几乎对所有女性都是安全的,仅有极少数例外,比如妊娠期女性或者患急性盆腔炎的女性。

不久前取代黑尔成为首席执行官的杰西卡·格罗斯曼(Jessica Grossman)说,她不可以讨论资金来源,不过根据巴菲特基金会的税务档案,它向Medicines360捐了7400多万美元。“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匿名的捐赠者,”格罗斯曼说。“我也希望可以多说一些,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眼力健制药公司生产的Liletta售价比 Mirena稍低,不过,根据基金会的要求,公立医院只用50美元一个。眼力健同意付给Medicines360公司5000万美元的预付金,另外除了专利费还外加1.25亿美元。格罗斯曼表示,Medicines360用这些收入研发新的女性用品,并继续Liletta的临床实验,以期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批准把这款产品的使用年限提高到7年。

巴菲特一家在打造宫内避孕器的医疗、政策和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策略大为成功,甚至其支持者都开始担心是否会热情过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宫内避孕器有着非常不错的效果,而且正如同节育选择项目所发现的,女性乐于使用这种产品,不过她们也表示,出于许多原因女人也需要选择其他的避孕方式。选择避孕药可能是因为它还有减少青春痘的效果;保险套可以避免性疾病的传播;其他的避孕手段可以随时停止,而取出宫内避孕器还得去医院。

蕾切尔·本森·戈尔德(Rachel Benson Gold)一直是得到巴菲特基金支持的古特马赫研究所(Guttmacher Institute)的研究员,她在去年夏天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政策制定者需要在推广宫内避孕器和确保女性不会被迫使用它之间,取得一种“微妙的平衡”,尤其是许多做法都是针对低收入女性。

戈尔德等人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今年3月,阿拉斯加的一名州议员提交一个议案,向未婚、低收入的母亲提供2500美元的医疗补助,用于购买宫内避孕器。这让人想起不算太久之前诺普兰(Norplant)皮下埋植避孕法引发了争议。在它1991年进入市场之后,十几个州的州议员都提出了议案,把女性接受此避孕法作为享受福利的前提,或者折算坐牢时间,或者换取现金。诺普兰的发明者对于女性被迫使用他发明的节育手段来控制自己的生育——以及未来,而感到惊骇。

如果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试图把宫内避孕器的效力扭曲为一种社会工程的工具,或者作为获得政府支持的前提条件,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恐怕会需要出钱发起另一种斗争——确保女性不仅仅可以获得宫内避孕器,而且那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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