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大家热议屠呦呦获诺奖:喜悦之余需要哪些清醒思考
自从85岁高龄的屠呦呦摘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获此奖的科学家,围绕在她身边的话题便纷至沓来,这其中又以她本人“三无科学家”的身份,和诺奖在科学界至高荣誉之间的反差最受瞩目,成为人们观察我国科技界弊病的一个切入口。  
2015-10-9 16: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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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药脸谱
本文转载自中国青年报




10月8日,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即在北京举行,这一由中国科协组织的活动除了邀请到屠呦呦本人和多位科技管理部门的领导外,还不乏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等一线科研代表。

当天的座谈会并没有停留在道贺的层面上,在向屠呦呦先生表示祝贺之余,面对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科技界“大喜的事件”,与会的科学家保持着一种相对冷静的姿态,正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在现场发言时所说的,“在大喜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保持一分清醒,毕竟,中国科技需要有一分重新的思考”。

屠呦呦首开腔:我有一个梦想

屠呦呦先生发言时,除了复述青蒿素的研究过程,只谈及了一个话题,关于科技创新的激励机制。

她说:我这次得奖,我的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我们国家要深化体制改革等等,正好诺贝尔奖来了,在中国还是第一次,零的突破,很多年轻同志怎么发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实力,形成新的激励机制,这是我的心愿。


不要因为得奖,就说基础研究不重要了

在贺福初眼中,中国科技需要重新思考基本两个方面,一是屠呦呦获诺奖所体现的“三中”——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本土科学家获诺奖,是中草药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是中医科学院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体现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和跃升。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医科学院,过去可能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研究领域和单位,但是恰恰是在这些不被关注、不随大流的地域、领域和单位、群体、团队乃至个人,却有可能出现类似获诺贝尔奖的“奇迹”。

贺福初说,这就给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格局带来一个认识上的挑战,即并非只有在热门的领域、热门的方向、热门的地域,我们才能创造举世闻名、永载史册的成就,我们要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选择课题、资助人才,“不在于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

这一点施一公也有同感,最初听闻屠呦呦获诺奖的消息,他激动之余,也泛起了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心情便事关当下的科技体制机制弊病——科技评价一刀切。说到这里,施一公顿了顿说:“一说起科技体制,可能有人就会说我要抨击科技体制,恰恰相反,我希望我们媒体也好,每个人发言也好,不要走极端,就像我们的科技评价一样,不要一刀切,不要(批判了)一种模式,然后完全走向另一种模式。”

以青蒿素为例,施一公说,这项成果得益于集体攻关,是屠呦呦先生带着研究组协同作战。这种科技攻关模式过去适用,如今在有些领域还同样适用,但有些领域则未必。比如对于基础研究,施一公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次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反过来说基础研究不重要了,这就叫因噎废食。”

但现实中仍存在一刀切的科技评价体系,而且往往是用一种评价标准衡量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甚至医生晋级,都需要没完没了发文章,这是施一公所不能理解的。他也因此呼吁,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允许多种科研评价标准并存,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领域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

集体和个人的贡献如何评价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同样是关乎评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岩提及了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集体和个人贡献的评价问题。

在沈岩看来,诺贝尔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先生,是对其个人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的一个肯定和奖励,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正如屠呦呦本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的,青蒿素研究成功是研究集体多年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尽管如此,有关屠呦呦获奖的“个人与集体”之争仍闹得沸沸扬扬。

这给了沈岩一个期待,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科技界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出很好的探讨,尤其是所谓需求导向和科学家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他说:“集体的科技成果,和个人在里面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如何来评价,这正是科技评价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后深入探讨和思考。”

当天,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谈到了自己对于成果评价的认识,他说,原创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屠呦呦先生继承了前人的智慧,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另辟蹊径可能更为重要,青蒿素的成果是起源于传统的中药,但是成功于现代科学。“屠先生是学药物化学的,她把传统医学和药物化学有机的结合,才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也表示,屠先生得奖,给中国科技界很大的鼓舞,提升了中国科技界的自信心,但是光有自信心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科技生态环境。

而根据诺贝尔奖历年的获得者经验来看,科技生态环境良好与否,很大程度在于科学家是否被鼓励和激励做一些自由探索。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看来,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精神和模式如今依然不过时,但是他仍希望,在合作的同时,可以更加注重个人的聪明才智,更加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集体和个人的作用结合好。他说:“特别在举国体制条件下,如何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恐怕也是中国的特色,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也是我们得诺奖的一个启示。”

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

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今天也表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个体的聪明才智,发挥科学家个体的作用,同时也要提倡合作的精神,提倡协同研究的科研文化和环境氛围,面对复杂艰难的问题,只有发挥学科交叉、知识互补的作用,才能获得更大的科学上的突破。

当然,任何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施一公所说,不管是科技体制,还是科技经费支持方式,现在的情况都和40多年之前大相径庭。但对于科技界来说,不变的是,优秀的科学家一定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无论是做什么样的研究,做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都需要沉下心来。

但如今,我们缺乏一个能够静下来心做学问的环境,这其中有科技评价的问题,也有整个科技体制的问题。

李静海说,科学家在选准方向以后长期坚持是特别重要的,屠先生从发现青蒿素,到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经历了40年,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年获奖又经过了10年。但实际上,至今这项研究也没有完全告终,青蒿素抗疟的机理仍然不太清楚,因此,从青蒿素抗疟的机理的揭示,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的推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就需要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情。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院长巴德年院士也呼吁,国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既组织一个相当规模的队伍,干大事,又对年轻人给予一定的支持,让他们快速成长,能够沉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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