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纳比勒:我们拥有的不多,但我们愿意分享这些仅有的东西
纳比勒·亚·汗学习肾脏移植等高端医学技术,也看到患者父母自带水桶和水壶烧水洗澡的景象。 
2015-1-4 10: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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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奇点网


来自加拿大的纳比勒·亚·汗(Nabeel Yar Khan)是拉丁美洲医学院(Escuela Latino Americana de Medicina ,ELAM)的学生,他同时也在一家儿童医院实习。在医院里,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发生了碰撞:他学习肾脏移植等高端医学技术,也看到患者父母自带水桶和水壶烧水洗澡的景象。


在过去的一周里,25岁的纳比勒一直在照顾8岁的患儿宝琳娜。宝琳娜因为尿路感染住院,这已经是她今年第八次发病了。医院肾脏科主任玛利亚医生(Maria Del Carmin Saura)加入到问诊过程,并开始授课。

 

“什么情况下,尿路感染会被认定为慢性疾病?”她用西班牙语问纳比勒。

 

“一年之中发生三次以上时。” 纳比勒回答道。

 

“疾病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治疗?”她继续问道。

 

听了纳比勒的回答后,玛利亚医生表示很满意。她退后几步,让他继续完成检查。

 

“纳比勒是一个很棒的学生。他有求知欲,还乐于助人。对于医学生来说,这很重要。我想加拿大以后会有一名优秀的医生。”在离开房间之前,玛利亚医生说。

 

纳比勒在高中期间就一直打工,即便在约克大学就读的两年期间也未停止工作。他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他的父母支付了他的学费和生活费。

 

按照加拿大的标准,纳比勒的家庭并不富裕。不过相比ELAM里的大多数学生,他已经是手头宽裕的了。他最亲密的朋友卡洛斯·罗伯特·裴瑞兹(Carlos Roberto Perez)已经两年没有回到萨尔瓦多的家中,因为无法承担来回的机票费用。即便是母亲去世,他也没有回去。

 

1992年,为了缓解拉美地区普遍的医生短缺问题,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创办了拉丁美洲医学院。ELAM是一所开放的国际学院,向全世界超过110个国家招生。纳比勒能成为ELAM第一位加拿大籍学生,有一点机会和运气的成分,但更多还是毅力。

 

在约克大学就读的第二年,纳比勒参加了学校举办的一个国家化发展展览会,并在那里了解到了Canada World Youth这个组织。这是一个非盈利性组织,他们以交流的形式将加拿大年轻人送出国学习。纳比勒报名申请之后,就被派到了古巴的农村。

 

为了说明这次经历如何改变了他,纳比勒描述了一场在他古巴朋友艾克(Eykel)家中(只有一个房间的混凝土建筑)举办的聚会。晚餐之后,艾克打开了音响,然后全家开始一起跳舞。

 

“这让我开始用不一样的眼光看待生活。即便你拥有的很少,但你依旧可以很快乐。金钱是买不到快乐的。虽然我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但在这里我能感受到爱。”

 

在古巴交流期间,纳比勒给渥太华的古巴大使馆打电话询问了ELAM医学院的事情。大使馆回复说:该学校不招收加拿大人。在回国之前,他不断地写信和打电话,但都无功而返。

 

2007年圣诞节后,他飞回古巴并在该国外交部门口支起帐篷尝试游说,但依旧没有作用。两天之后,他在士嘉堡的家中接到了古巴驻渥太华大使馆的电话。他被录取了。

 

纳比勒回忆道:“我一跃而起,不断地敲打着墙壁。我当时兴奋极了。”不到一个月后,他就抵达古巴,开始上课了。

 

纳比勒的父母认为他们的儿子是一个沉默、发奋但是天资一般的孩子。他一直很用功,七年级时就自己报了补习班,因为他觉得自己数学不好。他热心参与公益,管理着少年足球队并在当地医院帮忙。不过他不太喜欢社交,只是和小学的几个密友关系不错。

 

然而,四年的古巴生活改变了他。

 

在古巴,纳比勒幽默外向。他会亲吻老师的脸颊说再见,也会在陪伴病人走路的过程中扶着他们的胳膊。他自嘲地说,自己还会用简单的西班牙语同街上的陌生人聊天。

 

纳比勒去年的临床学老师马丁内斯表示:“今年年初,他告诉我想和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学生住一个宿舍。”去年,纳比勒错过了西班牙语强化课程,而这一课程是大部分外国学生在ELAM头半年都要上的。因为录取时间很晚,他直接开始了医学预科的课程学习。因此,他想要找个说西班牙语的伙伴帮助自己进行练习。

 

马丁内斯说:“我告诉他不行。你必须参加课程,因为为了病人你也要掌握良好的西班牙语。当语言课程结束后,他说的比西班牙学生还流利。”

 

纳比勒住在一个四层建筑的顶楼,和其他六个室友共享一个宿舍。他们睡上下铺,每个人都有一个床垫、一个木制的储物柜和一个微型书桌。宿舍非常狭窄,很难想象七个人是如何能够生活在一起的。因此,纳比勒不得不挪动书桌,这样才能腾出足够空间展开自己的拜毯(prayer rug)。

 

宿舍里没有床头灯,唯一的光源是一个日光灯。在他前两年的学习生活中,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宿舍都没有电力供应。

 

整个宿舍共用一个洗手间和浴室,而且浴室不是一直可以使用。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用自己的水桶洗澡。

 

楼下小卖部的食物供应也非常差,基本上只有米饭和黑豆。

 

纳比勒的父亲每个月给他寄150美元用于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不过有时候有钱也买不到。桑塔·克拉拉(Santa Clara)的卫生纸一周前就用完了,据传言称是因为生产厂家关闭导致的缺货。

 

“第一年学习时,我经历了两场飓风。那一个月你在镇子里买不到任何蔬菜和水果。”纳比勒说。

 

去年,纳比勒的加拿大银行更改了他的信用卡,导致他四个月都取不到钱。不得已,他的朋友只好用自己本不多的钱帮他支付啤酒和晚餐费用。当他从医院的阑尾切除手术中痊愈后,他的好友裴瑞兹给他带来了自己采摘的青芒果和酸豆。通过这件事,他亲身了解了古巴人那句名言的含义:我们拥有的不多,不过即便如此,我们愿意同他人分享我们仅有的东西。

 

“这个项目让我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纳比勒说。

 

ELAM的学生没有签订正式合同,所以不一定非得在免费就读之后会去贫穷的农村地区工作。学院希望学习经历会激励他们自愿从事这份工作。根据ELAM的管理人员和国际学生表示,80%的人完成了学业。

 

达尔豪西大学的休斯表示:“很多毕业生毕业后都投身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中去,而不是选择从事那些报酬丰厚的专业工作。”他还特别提到了来自美国的医学院毕业生。如果选择在国内就读,这些学生毕业后往往都会背负沉重的贷款压力。

 

“他们中很多人进入了自发的健康桥梁组织。有的人去了新奥尔良,同其他医生一起从事基层健康医疗保障工作。还有人去了奥克兰、布朗克斯等地。我们还有一个学生创立了NGO,致力于提升加纳的孕妇安全。”

 

在ELAM靠近哈瓦那的主校区,加西亚称,2010年的海地地震(共计30万人遇难)就是最好的案例。地震发生后,古巴政府从学院调集了356名毕业生,让他们加入了规模庞大的古巴应急医生派遣队并前往救援。“我们最后不得不叫停报名,因为所有人都愿意参加。参加救援的学生来自危地马拉、马里、尼加拉瓜和摩洛哥。现在,我们还有102个志愿者在海地工作。”

 

纳比勒还需要在ELAM就读两年,再最终决定工作地点。他之前想回加拿大参加住院医生实习项目,做一名儿科医生。现在,他在犹豫是应该同Doctors Without Borders组织一起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还是回到缺少医生的加拿大北部地区工作。

 

“这是一个适者生存的世界。为了来这里上学,我战胜了很多困难。所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以最小的消耗生存下去。”他笑着说。

 

不过,以后可能不会再有加拿大人追随纳比勒的步伐了,他是ELAM的第一位加拿大籍学员,也是最后一位。古巴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对其他加拿大人开放E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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