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价药淡出市场与药价虚高的困惑
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个怪现象:一方面是社会普遍认为药价虚高,老百姓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一些低价药纷纷淡出市场,原因何在? 
2015-4-10 11: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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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荣林

本文转载自蒲公英

低价药淡出市场的主要原因道理很简单,关键还是无利可图,生产企业、经营企业没有利润或者利润空间太小,无法维持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究其根本原因,目前社会上存在一个怪现象:一方面是社会普遍认为药价虚高,老百姓无法接受,另一方面,一些低价药纷纷淡出市场,原因何在?个人以为,其根本原因就是现行管理机制没有充分遵循市场规律。

首先是药品管理机制相对落后。

目前时常断缺的廉价“救命药”,绝大部分是作为基础用药的医保用药,而且有多年的临床使用经验,其疗效,副作用,不良反应基本清楚。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些药品基本上是国家指定计划给相关药厂生产,医药(药材)公司统一经销,其每个产品,每个规格国家明确规定了其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实行严格的政府定价机制,出厂价、批发价、零售价的机制基本上是顺加15%左右,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本上“无人管”,让医保目录中的一些药品处于有名无实的尴尬境地。

其次,药价形成机制滞后于市场变化。

药品价格主要由政府物价部门制定,制定药品价格要同时兼顾的因素有:企业生产成本、规定的流通差率、市场供求情况、药品质量差异、药品间的合理比价等。其中,除流通差率外,其他都要依赖市场调查和统计的数据。换句话说,哪怕是政府部门定价再客观公正,所定出的价格都难免滞后。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药品生产企业实行资格准入制度,必须通过该药品相应剂型的GMP认证,否则取消其资格,这对全面提高药品质量是一件好事,也是必须做的事情。但是,要通过该认证,企业新增改造平均成本至少一两千万元以上,加上国家控制的能源象水、电、气等价格一再上调,使企业日常水电维持费是以前的10多倍甚至数十倍以上,加上物价上涨因素,人力成本也是以前的数倍甚至数十倍,在成本大大提高的情况下,药价却在屡降屡低。于是结果只有一种:低价药退出市场。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低价药淡出市场,和中国目前药品流通经营体制有关。

药厂、医药公司、医院、消费者,更有其中间桥梁作用的医药代表,诸多环节,使药品利润分摊项目太多,到消费者手上之前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没有利润空间,流通链就会断裂,因此,目前,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呼吁药价虚高,百姓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却是常用药、低价药淡出市场,一些效果好,价格低、毒副作用小的药品在市场不见踪影,尤其可笑的是医院病人需要低廉而唯一的救命药,政府动用力量全国寻找的闹剧。作为消费者,当然希望能有质优价廉的药品。

药品是一个特殊商品。作为政府部门,具有药品定价权,控制着主要能源如水、电、天然气、土地的价格,基本不受市场调控,企业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利润,没有利润,企业无法生存,在防止低价药淡出市场方面,企业是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这方面,我认为,政府应当扮演主要角色,企业积极配合。

其做法就是:

严格、规范制定国计民生基本药品目录

也就是医保目录和基本用药目录,目录制定上,要防止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的干扰,使医保、基本药物目录真正成为国计民生的目录,国家对进入医保目录和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实行特殊的管理办法:控制药品生产企业数量、制定合理的药品价格,减少流通环节。加强对这些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监管力度,必要时候可以对部分低价药品实行政府财政补贴的办法。

医疗机构必备常用廉价药品目录制度

另外,我记得多年前也就是07年左右,国家发改委就与其他部门一起酝酿建立“医疗机构必备常用廉价药品目录制度”,(主要分为3个部分:第一,建立医疗机构必备常用廉价药品目录,目录中的药品将涵盖常见病治疗中大部分常备药品;二,指定专门的企业生产这些必备常用廉价药品,并在税收或政策上给予这些企业优惠;第三,规定并监督药店和医院对于目录上药品的供应。)其实这种做法很有必要,它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关键在执行的方法和力度上是是否可行的关键。至今时间已经过去近乎10年时间,该问题却没有下文。

建立临床紧缺药品协调机制

曾经06年左右,上海市着手建立一个由卫生、经委、医保、物价、财政等9部门共同参与的“临床紧缺药品协调机制”,以解决经典廉价药紧缺的困境

这一协调机制的大体思路是:

上海市卫生局将定期收集临床信息,确认一批临床确实需要的紧缺药品目录,提交给市经委等相关部门;根据卫生部门提出的需求信息,上海市经委将协调相关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廉价药的生产和采购;上海市医保局将对因价格低廉而影响生产的临床紧缺药品实行医保购买。针对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倒挂”的问题,上海市物价局将确定调价手续,适当上调部分廉价药品尤其是临床上急需的小品种药品的价格。上海市财政局将建立专项补贴资金,核发给生产廉价药的厂家,以调动企业生产廉价药的积极性。

当时上海市与发改委的做法,在思路上是一致的,没有实质的出入和矛盾,上海市的做法是将发改委的做法的细化和实际操作可行化,但是结果可想而知。

因此,只有从政府层面下功夫,一方面切实考虑到各种因素综合反映出的药品价格的真实成本,最大限度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对影响国计民生的基本药物,采取政府扶持帮补,定点按计划控制生产,政府全部收购并负责市场供给,也许这样能解决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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