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药品定价新动向:企业从此丧失定价特权?
在这场定价大战中,制药公司、PBM、保险公司展现给外界的无非是美国医保系统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药品价格谈判双方的势力在谈判过程中此消彼长。 
2015-6-17 13:3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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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

本文来源于《E药经理人》杂志2015年6月刊

2014年12月,美国最大的医药福利管理组织(PBM)快捷药方公司与艾伯维达成了一项丙肝新药的排他性协议,把吉利德的两款热门丙肝新药Sovaldi和Harvoni在其报销处方单上除名。快捷药方公司说服艾伯维将该公司的同类新药Viekira Pak大幅降价,远低于吉利德Sovaldi的每疗程84000美元。而吉利德转而迅速与另一家PBM签订协议。

一位专栏作家甚至这样描述快捷药方和艾伯维协议的影响,“这对于股票市场中多年坚挺的生物科技股来说是一次严重的打击。美国药品市场中控制药价的权力现在被专注于降低药品费用的保险公司和医药福利管理组织牢牢把控。”

但事实却并非这么简单。

在这场定价大战中,制药公司、PBM、保险公司展现给外界的无非是美国医保系统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药品价格谈判双方的势力在谈判妥协中此消彼长。

当被问及制药企业与保险公司、PBM组织之间的定价谈判权力是否发生转移时,美国最大的PBM公司之一,Catamaran的一位高级副总裁在邮件中写到:“我们和制药企业关系良好。现在,我们正积极和它们开展越来越早的对话和谈判,这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是难以想象的。实现药品可及和经济效益最大化是我们所追求的。”

下一次交锋

PBM领域中收购整合的趋势愈发明显,而制药企业在降血脂和抗癌领域又将有一批革新性的药物上市。对于这些药物的定价也将是与高治愈率相匹配的高位价格。因此大多数受访者都同意一位不愿具名的中等规模的专科药企业高管的观点——制药企业与PBM组织之间的摩擦甚至恶战不可避免。

这位高管说:“在支付方和像我们这样的公司之间,双方互有进退的谈判游戏将持续一段时间。我们会给一家PBM组织一个价格,给另外一家另一个价格,然后看看对方会如何反应。而PBM组织会在公众和患者的压力下,为缓解舆论的压力向制药公司压价。”

一些权威人士认为,制药企业和保险公司、PBM组织下一个交战的领域就是降血脂领域。该领域中,辉瑞、赛诺菲和安进所研发的PCSK-9抑制剂即将上市。从临床试验的结果来看,它们能够极大地降低LDL胆固醇含量,降低易感人群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所以,此类产品的定价也将不菲。但更多的专家认为,更有可能让双方发生短兵相接的领域是癌症治疗领域。这一领域的新药被保险公司和PBM组织一致认为并不能提供比现有治疗手段更为显著的治疗效果。

一位市场咨询公司高管表示,丙肝领域发生在吉利德、艾伯维和PBM组织身上的冲突在癌症领域已经十分常见。“去年上市的几款抗癌药定价要比吉利德的Sovaldi高得多,可是报纸或者网上也没有出现类似的铺天盖地的争吵。”

但现在,很多医疗健康领域的参与者认为丙肝领域掀起的定价风波将会改变上述情况。然而在癌症治疗领域,PBM组织如果想要取得它们在丙肝治疗领域所取得的胜利则要困难的多,因为一不小心他们就可能会因为把某种报销药物踢出报销范围而被公众贴上“冷酷无情”的标签。“因为支付方对于容易引起舆论不满的治疗领域总是小心的多。”

而许多价格昂贵的抗癌药物与吉利德、艾伯维的丙肝治疗药物可以治愈患者的疗效相比,它们只能延长患者几个月的生命。所以,即使可能成为众矢之的,但保险公司和PBM组织针对此类产品的谈判是早晚的事情。

彭博社报道称,快捷药方公司已经计划要在癌症治疗领域有所行动,尤其是那些针对PD-1开发出来、定价在15万美元左右的抗癌药物。在该报道中,快捷药方的首席医学官给他们的行动划定了时间:“我们要在2016年以前实现对这一领域在定价方面的影响。”

以往保险公司和PBM公司在决定一个处方能否进入报销范围的时候,多少有些碰运气的感觉,因为它们要面对的是需求未被细分的庞大患者群体。但随着癌症治疗手段愈发具有针对性,保险公司和PBM组织对于一种新药价值的判断有了更多的方法。它们可以通过发展同样迅猛的诊断试剂和先进的计算方法来判断一种抗癌新药是否值得患者使用。以乳腺癌为例,一位报销策略研究专家称:“乳腺癌现在已经是一个大概念,因为我们对于不同乳腺癌的分子结构有了更好地认识,所以对于支付方来说,他们决定为患者报销某种药品时,就会考虑这个药对于这类患者是否能真正有用?”。

对于由此带来的营销和沟通上的挑战,该专家说:“医疗服务提供主体应该制定针对特定患者群体的营销和沟通机制。支付方应该更加直接地与患者交流,而制药企业则应该努力创造有利于患者和支付方了解其产品的语境。”

PBM的苦衷

医疗费用每年都在上涨,客户们都在抱怨,所以PBM自然要尽其所能的控制费用,而它们的压力其实丝毫不低于制药企业。一位分析人士表示,PBM组织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它们既不能减少医生端的费用,也不能减少医院端的费用。

上述Catamaran高管在邮件中透露了PBM组织所面临的压力。“鉴于我们所观察到的专科药以及药品市场的整体趋势,药品价格上涨、专利悬崖时期结束等原因让支付方在提供高质量药品的同时也面临着严重的控费压力。而与制药企业签署部分保密的排他性协议为支付方提供了一条生路。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一样,排他性协议一旦签署,那些不能证明自身有明显临床优势、价格又高于其他竞争对手的药物就会被剔除出外。”

谁该为患者消费不起的药品负责

在制药企业与PBM关系这一问题上,勃林格殷格翰高级副总裁杰夫?胡特认为:“几年以来,我们目睹了美国医疗环境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来自于《可支付医疗法案》,有些则来自于减少医疗系统的割裂性,加强整体性的措施。所以我们认为改变以往与支付方组织打交道的模式的机会来了。”胡特暗示勃林格殷格翰与PBM巨头Anthem以及其子公司HealthCore的合作已经取得进展。HealthCore专注于药物性价比研究。

而保险公司和PBM组织在“谁该为患者消费不起的药品负责”的争议中受到的攻击虽然比制药企业少,但它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制药企业合作,寻找在越来越强调效益的环境中和谐共存的机会。

HealthCore联合创始人兼副总裁马克?雷哈克指出,双方的合作建立在实际需要和共同关注的基础上。“我们所做的研究不仅仅是要给出有用的信息,更要能够在医疗体系之内做出积极地改变。通过合作,我们确定存在于医疗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沟壑,并且同时确定有哪些新的治疗手段可以用来填补它。这种合作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而不是彼此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传统方式。”
阿斯利康、礼来也与这两家公司达成合作。礼来在2014年12月发布的公告中指出,双方将在存在“共同利益的诸多领域”开展合作。

对于HealthCore与上述三家制药巨头的合作,雷哈克的态度实际而又乐观。他清楚PBM组织与制药企业之间的紧张情绪,但他也相信双方不是天生的敌人,更不应该仅仅纠结在价格上。

胡特显然很同意雷哈克。2014年11月,勃林格殷格翰正式宣布HealthCore成为其研发伙伴。“HealthCore吸引我们的原因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PBM组织,而是一个保险公司。所以我们认为,它会更多地从制药企业如何融入到整个医疗体系中考虑问题,而不是把制药企业简单的归类为成本因素。”此外,让胡特和勃林格殷格翰渴求这份合作的还有HealthCore的数据库和患者病历。“我们在慢阻肺、糖尿病等慢性病治疗领域都十分活跃。这样的合作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患者。令我们兴奋的是,到现在为止,彼此之间发现了越来越多可以学习和分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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