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透了这轮反腐吗?
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 
2015-3-10 9:5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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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本文转载自平说

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和新一届政府产生以来,就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反腐败运动,至今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自改革开放以来,历届领导人和政府都会发动反腐败运动。

但一些敏感的观察家已经发现,这次反腐败从各个角度来说,和以往很不相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次反腐败的意涵,不是仅仅从其所已经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所能说清楚的,必须把反腐败运动的深刻意义,置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政治大环境中来认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表现出几个非常明显的特征。首先是腐败数量的巨大。早期的腐败是以万计数,现在是以亿来计数,有些案例甚至以数十亿、百亿来计数。第二,犯案官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中央提苍蝇、老虎一起打,但人们发现苍蝇、 老虎似乎到处都是。第三,腐败官员的层级越来越高,从部长到政治局委员犯案者数量也不少。如果继续追究,就有可能发现更高级别的官员。第四,腐败已经具有 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19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

在一个层面,腐败的这些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主要是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变迁。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快速,今天的经济规模已是世界第二。但同时,中国并没有足够的政治体制改革,老的体制早已经弱化;新的、健全的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因此,从总体上说,现行体制已经很难承担吏治的责任。例如,现在官员经济腐败的规模如此庞大,已经超出人类理性的计算。如果腐败几百万,人们还可以用理性来解释。但是,那些规模大到数十亿、数百亿的案件用什么来解释呢?不用说官员一辈子了,几辈子都用不完的钱财到底要干什么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中国尽管没有民主国家那样的选举制度,但在政府和人民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传统上,皇帝统治社会是“天命”,一旦失去“天命”就会被推翻。朝廷的腐败就是 失去“天命”的一个重要指标。

今天,尽管人们不相信“天命”了,但如果腐败不能整治,政权还是有可能不保。很多年里,执政党高层也一直在强调,官员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如果用不好人民所给的权力,人民是可以收回这个权力的。一句话,官员的腐败会单方面毁掉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从而失去合法性。

这个道理可能谁都懂,但对一些干部官员来说,并不想知道历史上经常发生的王朝更替对自己有什么关系?国家的兴衰与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很少有官员能够超越自己的、家族的和小圈子的利益去考量整个政党和国家的利益。尽管历届政府都反腐败,但腐败者照常我行我素,变本加厉,以至于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今天的腐败和以往的腐败有什么区别?

这里的情况很复杂,简单地说,寡头经济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制度基础,而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

反腐败就是反寡头

因此,这次反腐败有了新的政治意涵,那就是反寡头。

中国经济寡头的形成有其体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整个国民经济是官僚经济,各级政府管理所有经济活动。在这个体制下,国民经济被部门化,分成石油、电子、钢铁、煤炭、水利等领域,并且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治理。这是一种变相的“封建制度”。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管理的部门化制度特 征并没有变,只不过是随着产业的变化,增添了新的经济部门,例如电信和金融等。

在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抓大”的改革,就是组建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试图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改革的本意没有错,并且从企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很成功。不过,因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没有到位,国有企业的不同领域形成高度垄断的局面。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国有企业的高利润 来自垄断而非市场竞争力。

部门经济的高度垄断性便是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

除了经济制度基础,经济寡头的形成背后还有诸多政治因素。首先是高层领导人的背景。中国的领导层来自“五湖四海”,背景必须是多元的,这是治理一个庞大国家所必需的。

但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必然对政治运作产生不同的影响。很多年来,一些高层领导人来自国有企业,他们和原来的“领地”仍然保持着紧密的关系。并且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保留着行政级别,主要国有企业(央企)老总本身也是政府官员,这就使得这种关系更加变得有机不可分。

另外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的政治权力运作方式。为了便于管理,中国把治理功能分成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所说的“口”,例如党务口、政法口、宣传口等。在高层(政治局和常委)实行的是权力分工原则,不同的“口”由不同的领导人负责,并且往往是一个领导人在他所管辖的“口”内拥有绝对的权力。各个“口”之间只 有分工,而缺少协调机制,往往形成“山头主义”。一旦经济寡头的情形和这种高层领导权力分工结合起来,经济寡头就拥有了无比强大的政治力量。

更为严峻的是,经济寡头开始试图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寡头不仅分割了中国的国民经济,而且在“富可敌国”的情况下,经常在政治上变得具有野心。从这次反腐败所发现的情况来看,这些寡头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向地方和基层延伸,其操作方式往往是黑社会性质的,另一方面也往上延伸到权力核心,干预国家政治。这种情况使得中国总体政治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治理。在中共十八大之前,中国发生了多少政治方面的事情,使得外界非常担忧中国高层的政治稳定问题。所发生的 很多事情,和经济寡头向政治领域延伸是有关联的。

寡头政治颠覆民主

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经济寡头,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政治寡头。台湾“黑金政治”的教训中国要吸取,俄罗斯、乌克兰等一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政治教训更要吸取。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黑金政治”,金钱操纵和影响政治合法化,造成了台湾今天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叶利钦(耶尔辛)时代,在短时间里经济快速寡头化,并且具有了足够的实力来主导国家政治。只有到了普京时代,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这个势头遏制住。

今天的乌克兰更是如此,寡头之间的激烈争斗,引发地缘政治之争,把国家推向了解体的边缘。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说明了,政治寡头一旦形成,并且他们之间开始进行竞争,“民主化”就变得不可避免。但这里的“民主”仅仅是假“民主”之名实现寡头之间的恶性竞争。所有的寡头都会用异常漂亮的政治口号,通过欺骗 民众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寡头政治下的政党政治就是寡头政党,政党只是名,寡头通过政党操纵国家政治才是实。不同的寡头不仅寻找国内的支持者,更是寻找外国的支持力量。结果,既牺牲了国内民众的利益,也牺牲了国家的利益。一旦寡头形成,民主政治只能是牺牲社会整体利益的劣质民主。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要使反腐败运动更具有政治意义,必须深入到反经济寡头,切断经济寡头向政治延伸的途径。

或者说,反腐败就是要营造一个健全的政治环境。没有这个环境,民众对执政党的抱怨和对政府的不满会越来越甚,执政党和其政府的合法性也会继续递减。一旦寡头 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中国就很难避免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更说不定是今天乌克兰的局面。寡头之争必然会造成执政党和国家的分裂。上世纪30年代军阀割据的经 验也应当很好地总结,军阀也是寡头。

更为重要的是,在营造健全政治环境的基础上,必须确立预防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的体制。首先要改革产生经济寡头的经济制度基础,对国有企业集团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

这个目标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但这些年并没有什么进展。在一些国有企业集团演变成为寡头经济之后,这些年来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也俨然成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反垄断、市场化、去行政化和透明化,都是国有企业集团可以引入的改革。

同时,国有企业集团也必须引入有效的人才制度,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向社会招收人才,而不能沦落为权贵交换“人才”的封闭的制度。应当强调的是,国有企业集团 的“私有化”,无论是通过正在讨论的“混合所有制”还是通过类似九十年代的“民营化”,都无助于消除寡头;相反,这种做法必然演变成为“内部私有化”,从而加速寡头的产生和壮大。叶利钦时代的俄国是私人寡头,乌克兰也是私人寡头。

同时,中国也要确立专业的政治管理者。这方面,可以向中国的传统学习很多有益的经验。中国的传统制度设计切断了商人和儒家统治集团之间的关系。尽管掌握权力的人也会努力通过各种合法或者非法的途径寻求财富,但掌权者本身不会成为“商”的一部分。再者,商人的财富更不能直接转化成政治权力。商人的家族成员如果要获得政治权力,就必须通过和其他人一样的正常途径,把自己转变成为“士”而进入统治集团。这个原则今天也适用。把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隔离开来的制度,有利于清廉政府的建设,更有利于规制型政府的建立。

在现有体制下,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直接转化为政府官员,也就是说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之间可以直接转换。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关联既是寡头形成的制度根源, 也是经济政治腐败的制度根源。同样,中国一直在致力于规制型政府的建设,就是要确立政府对企业行为的监管,但成效不大。这不难理解。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可以直接转化的情况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就会出现“左手监管右手”的情形,不可能有规制型政府。

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使得反腐败运动不仅仅是要解决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问题,更是重建政治生态的问题。如果任由寡头经济演变成寡头政治,无论是中 国经济还是政治就会变得毫无希望;社会成员即使不满,也可以抗议,但在寡头的主宰下也会力不从心,沦为寡头操纵的对象。因此,今天的反腐败应当也必须深入下去。当然,正如历次反腐败运动所展示的,今天的反腐败运动最终能否提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各种健全的制度来避免寡头经济和寡头政治,人们当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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