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礼来18年(三):精神病院的两年静谧时光
作为医生,我并没有太多成就感,但是慢慢喜欢上了那样的节奏。 
2014-10-20 12: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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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斌


告别了学校,正式开始上班生活了。每天骑着我那辆蓝色的永久牌自行车上下班,从家里茅台路到医院骑车一个小时左右。


黄浦区精神病防治院是一幢老洋房,一楼有一间音乐治疗室,其他的空间用作厨房、洗浴室和食堂。二楼是医生办公室和护士办公室,还有病人的病房和观察室,用于重症患者的监护。


在医院里上班,医生都有一把钥匙。医院里有很多铁门,住院病人的生活区域都是被隔离的,这样可以保护病人不会乱走动。医生在进出病房都要随时开关铁门, 同时要注意身后没有病人紧跟,保证自己的安全。


像所有医院一样,上班开始先是交接班,前一晚的值班医生汇报新病人和重点病人有无特别情况,然后我们跟着主任医生查房。


每一个病人都有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病史,从住院开始就开始记录。住院前一周是要每天记录,之后每次记录的相隔时间不断可以延长。


在我们医院里有一百多张床位。绝大多数入院诊断是精神分裂症。一般一个住院疗程至少三个月,有些反复发作的住院时间会更久一些。


上班没多久,我意识到原来想可以专研心理治疗和音乐治疗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服务对象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他们在医院大部分时间里的状况是不适合这一类干预的。


在医院里,很主要的一部分工作是写病历,尤其是当新病人入院时。很多新病人入院是被家属带来的,因为出现了行为异常,有离家出走,打人,自言自语,行为退缩、生活不能自理等等。


作为医生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从病人家属那里了解情况,并记录家属观察到的发病经过。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和病人直接对话,专业地讲就是精神检查,目的是了解病人的精神情况,在排除器质性疾病后就可以做出诊断。


所有这些过程都要记录下来,包括和病人的对话。一份完整的入院病历可以写上四五页,很锻炼人。

做精神检查是一门技术活。一般根据家属反映的情况,也就是家属看到的病人症状,作一个初步判断,会是哪一种可能,然后要设计好问题和病人进行交流,来印证或是推翻自己的假设。


整个过程要观察到病人的语言、动作、情绪、思维、自制力等,同时要把整个精神检查记录在病历当中。好的病历就像一部电影,可以把发生在病人身上的故事,以及和医生的对话再现。


医院对病历有着严格的完成时间和书写质量要求,并有考核机制,同时还要接受上级单位市总院的检查。


自然,每次医院接受一个新病人就带来很多工作量,这也是医院效益的来源。往往,老房子里楼梯上出现重重急促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叫声,就意味着又收住了一个新病人。


医院的护理工作还是蛮大的,除了常规的护理外,保证病人的三餐和漱洗也很重要。护士会让一些比较稳定的病人做负责人,帮助管理。


入职没多久,我了解到,所谓的音乐治疗,其实就是把一组病人带到一楼的音乐治疗室听上一小时的音乐。不同的是,治疗室里的沙发背后有一块大的磁铁,据说有一些不同的功效,具体是什么我也没兴趣了解。


医院在争取经济效益上花了不少功夫。刘院长愿意做一些开拓工作,包括到郊区和当地的卫生所开联合病房,收住慢性病人。


到医院两年多后,我曾有半年的时间到我们在郊区叶榭的联合病房工作过,上一周班,住在叶榭,然后回上海休息一周。叶榭的联合病房,只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管理一百多位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但家属都乐得把病人留在医院里。


在那里做医生,并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要病人稳定不闹事就可以。在精神药物的帮助下,很多病人也控制得很好。


作为医生,我并没有太多成就感,但是慢慢喜欢上了那样的节奏。因为我是从秋天过去的,在郊区的冬天晒着温暖的太阳,吃着大锅蒸的香喷喷的饭,简单的生活, 令人难忘。


同时,我发现有很多时间应该好好利用,我也在慢慢开始在思考: 一直这样下去, 是我要的生活吗?

在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做医药代表是很多年轻医生的选择。印象中最早见到医药代表也是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


在跟主任查房时,偶尔会有穿着西服的年轻人等着主任,手里会拎着个包,看到主任时会迎上去,拿出一份资料和主任交谈几句。


那时记得有一家日本公司叫大冢,经常有医药代表到医院里来。还有一家是中美施贵宝,是更早的一家外企,它们有名的产品是黄颜色包装的先锋6号,包装盒很大,有物有所值的感觉。


在我们医科大学的同学中,有不少同学转行做了医药代表,第一个应该是游勇。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我了解到他已经去做了医药代表,加入的是老牌的英国公司葛兰素公司。


游勇在同学中个头不高,人很热心。在外企工作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做了医生以后,就没有想过会有机会在外企工作。突然身边有一个熟悉的同学跳槽去了外企,在同学中,至少在我这里,激起了一个小涟漪。


我开始留意报纸上的药厂招聘广告。我投了两家公司,并作了几轮面试,一家是法国的罗纳普朗克,另一家是德国的勃林格。


在等待面试结果的那段时间的一天,一位医药代表的拜访,改变了我的轨迹。那位代表来自一家美国公司:礼来公司。


那位代表的名字叫沈彤。她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在同一大学,我们都是黄浦区的定向培养,我们还在同一个乐队度过了很多时间。 


沈彤从初中就在上海中学,我考进上中的高中后被分在四班,沈彤也在四班。她弹得一手好琴,在上中的音乐室有自己的一间琴室。听过她弹《少女的祈祷》。


到大学了,她在全英班,上课都用英语。在六年的大学后半段,因为我们小乐队缺少一位键盘手,就请她加入了我们的乐队。我们一起去到黄浦区卫生局报到,她被分到黄浦区中心医院做外科。


她的性格很合适做外科,开朗,利索。从没想到她会去做医药代表。当那天她来到我们医院,问我有没有兴趣到礼来公司做代表时,她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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