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德:退休没有倒计时
金敬德与儿子之间的约定是只要他还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就不会退休。 
2015-5-29 16:5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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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博


本文来源于《E药经理人》2015年5月刊

“当我的观念跟不上时代,带不动企业,我的存在阻碍企业发展时,我的儿子会命令我退休”,仙琚制药掌门人金敬德说这是他与儿子之间的约定:只要他还能为企业创造价值,就不会退休。

已到含饴弄孙之龄的金敬德已经在医药产业打拼了近50年,1968年他从杭州化工学校毕业后,便进入了仙琚制药的前身仙居化工厂,一直在技术类岗位任职。

1987年是金敬德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厂长,由主管技术扩大到全面操盘仙琚制药的运营,“当厂长属于赶鸭子上架。相较于管理工作,我更喜欢做些技术方面的事情。”

上世纪80年代末是一个让很多企业家热血沸腾的年代,经济特区政策从争论到肯定,民营企业大量涌现,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暗潮涌动。

虽然现在仙琚制药已经位列中国医药工业百强,销售额近25亿元,是中国医药产业的甾体药物龙头,但彼时它还是传统的作坊式工厂,资金缺乏、设备陈旧、管理落后。

所以一上任,摆在金敬德面前的第一道命题就是怎样让仙琚制药在这次经济改革大潮中勇往直前。

以柔克刚

金敬德至今不忘上任时说的第一句话:“要么不当厂长,要当就要把厂长当好”。“当好”这个词在金敬德心中,就是企业需要采用何种发展策略,增加公司销售额的同时带动员工的收入增长。

其实,“当好”厂长,意味在企业管理思路上有所突破。“我最初的管理想法基本来自小说”,金敬德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工作,最多的时间就是在仙居县图书馆,几乎看完了图书馆所有的小说,其中外国的小说是全部看过的,而中国的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他也看了很多。他说,在工作中,外国小说时常会描写到工厂,其中提到过很多企业管理理念,而中国古典小说及哲学书籍,使得其对人性更为了解。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代,仙琚制药的发展并不差,只是改革开放后,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冲击下,之前计划经济“大锅饭”体制的员工缺乏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质量管理不到位等弊病逐渐暴露出来,这导致仙琚制药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急剧下滑,此前的积累消耗殆尽。

对于此,虽然金敬德技术出身,管理经验不足,但是他通过之前看书知道,其实要想让员工有积极性,就是“干与不干在报酬上不同,干与干好在回报上也要不同”。另外,在金敬德接任仙琚制药厂长一职时,中国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的事迹已经响遍全国。对此事有所了解的金敬德虽然没有施行承包制,但对于在企业内部进行绩效管理还是颇为认同。于是他上任出的第一招,就是进行绩效体系改革,取消八级工资制,施行工资与产量挂钩,效益与成本挂钩,质量安全与绩效挂钩的考核体系。

现在来看,企业绩效考核制度,就如同呼吸一样顺理成章,但对于当时那些仍处于“一个锅里搅习惯”的仙琚制药员工来说,是一件很难接受的事情。

金敬德说,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说到底,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仙琚制药的制度改革要想顺利推行,必须让员工在理念上跟得上。为了让员工理解并认可这次改革的初衷,金敬德会开展各种与员工进行沟通的会议,并且对参会人员按照老员工、新员工、党员、团员、妇女进行划分,制定具有针对性的会议内容。

另外,从中国古典名著及哲学书籍中窥视到人性劣根性的金敬德认为,任何理念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国企改革涉及到各方利益,要想推进,且让各方都能接受,必须温和。于是,金敬德的改革措施没有采取一步到位,而是第一年将奖金的30%施行绩效考核,第二年是70%,第三年基本全部实现了基本工资加绩效考核的制度。此后,对一线工人继续施行绩效考核改革,逐步改为计件制。

经此改革之后,员工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使得仙琚制药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居全行业最低。另外,至1989年,员工也享受了改革红利,收入较金敬德上任之初提高了20%。

时间比钱重要

体制改革对于企业发展来说,虽然能够提高效率,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但如果一个企业要获得长远发展,最终还是产品的竞争,金敬德说,“产品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

仙琚制药最初的发展得益于生产出了第一批避孕药—复方炔诺酮片,成为国家计划生育定点生产厂家。而与之配套的是为该品种生产甾体激素原料药,由于甾体激素从黄姜内提取,在国内具有独特的发展优势,另外甾体激素原料药准入门槛和技术要求高,生产工艺复杂,且产量不大,所以国内企业鲜有涉足,这造就了仙琚制药的发展优势,最终甾体激素原料药成为其主打业务。

不过,到了上世纪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不断有竞争者进入,而仙琚制药制剂产品太过单一,原料药与制剂一体化模式很难发挥优势。于是金敬德考虑引进新的制剂产品。一次偶然的机会,金敬德听说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正在研发一种抗早孕药—米非司酮片。当时正值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的时候,金敬德认为其是一个颇具市场潜力的产品,决定引进。

当时听到消息的金敬德第一时间奔赴上海与上海计生研究所洽谈。据金敬德回忆,其实抗早孕药研发之初,上海计生研究所曾想卖给上海的一家企业,但由于该企业觉得价格高而未成交,看上该产品的金敬德一出手就给出了一个颇具诱惑力的价格获得了上海计生所的同意,但就在签约之时却发生了变故,当时任上海计生所所长的赵白鸽告诉金敬德,上海科委不同意将该产品卖给外地企业。不过,据赵白鸽透露,中国药科大学也正在研究该产品,让他去南京试一下。金敬德与中国药科大学的谈判很顺利,最终获得了该产品。

不过,中国药科大的研发在当时三家(另一家为武汉同济医院,技术已经转让给了北京紫竹药业)研究抗早孕药的机构中进度最慢,为此,金敬德特意为研发团队设立10万元奖励,藉此提升研发速度。金敬德说,对于在研产品,时间比钱更重要。他时常告诉自己的团队,不要在研发上省钱,如果一个研发项目,研发要50万元3个月完成,你讨价到45万元,结果别人用了5个月,那么你就彻底输掉了。

虽然,米非司酮后来成了仙琚制药的扛鼎之品,但真正从原料药向制剂转型是在1996年之后,当时WTO刚成立不久,中国开始了申请,金敬德认为,与其向国外出口原料药,被外国企业做成制剂出口到中国,还不如自己做。

于是,金敬德提出,仙琚制药在甾体激素领域有独特优势,要围绕该领域进行研发。所以在此后的发展中,与以研究甾体激素见长的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中国药科大学等科研机构一起联手研究甾体激素类制剂产品。截止目前已经由单一产品结构,发展到拥有氢化泼尼松系列、地塞米松系列、米非司酮系列产品,而且还将产品线扩展到麻醉科、呼吸科等领域。

现如今的金敬德虽然年届70,但依然很忙碌,忙着找品种,忙着考察市场,忙着管理改革,以至于他女儿准备给他请保姆都嫌麻烦,他说,“每天还得打电话请示我吃不吃饭,回不回家。”当记者问起他何时退休时,他反问道:“你让我退休后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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