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胰岛素:“革命课题”的幸运胜利
在"大跃进"风潮中立项不久,“反右倾”运动接踵而至,胰岛素合成工作的“战略”也随之调整为“大兵团作战”,然而却毫无成效。随后,国家进入调整时期,开始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在此背景下,这项研究在难得而短暂的、较为安定的环境中,幸运地走向了胜利。 
2015-6-19 10: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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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卫民

本文转载自赛先生


“大兵团作战”


就在课题研究稍获进展之时,“反右倾”运动迎面扑了过来。就像“大跃进”运动导致了胰岛素人工合成课题的提出一样,1959年7~8月的庐山会议以及它所带来的“反右倾”、“鼓干劲”运动也影响了胰岛素工作的研究方式。它作为直接的导火索,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中国特点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很多年以来,北京大学一直处于时代的漩涡中心。这一次,在几个相关单位中又是她率先响应了党的号召,最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1959年底,在系党总支书记王孝庭的领导下,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沉沉闷闷”“冷冷清清”,等等。


批判的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彻底改组:原来的几个负责人,副系主任文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胰岛素研究组组长张滂教授被开除出胰岛素合成的队伍,唯一留了下来的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也因为“对合成胰岛素不积极”而不再对这项工作具备发言权[注1]。新班子中,总负责人是王孝庭,业务负责人起先只有有机化学教研室副主任、1958年毕业留校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施溥涛一人,1960年4月后又增添了叶蕴华、花文廷等人——他们本该于1960年7月才毕业,就是为了加快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速度,才在北大党委的安排下,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新鲜的血液”和“革命的动力”而充当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注2]。在施溥涛、叶蕴华、花文廷等人领导之下则是由大学生、青年教师等充当的大组长、组长、小组长等。


在这个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领导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三百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成了“科研的主力军”。在他们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叫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没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 [注3]。”邢其毅等“老”科学家和一些比较“右”的青年教师当然不太认同那些做法,但他们不敢说,只能根据组长、小组长等人的指示执行属于自己的那份操作。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仅用两个星期就完成了4、7、5、5四个肽段”;再花两个星期,到1960年2月17日时,就“用两种方法同时合成了胰岛素A链上的十二肽”;随后,于“三月底拿到了十七肽”;于“四月廿二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再加上那个时代没有任何单位能免受政治运动的冲击,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生化所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先增加到50人,后又增加到80人,经过几轮“日夜苦战十昼夜”,他们终于在4月20日前“合成了B链三十肽,并把人工合成的B链和天然的A链连接成具有活力的胰岛素。”


正当北大化学系和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上海市科委和复旦大学党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党支部委员李致勋组织了六七十位师生(其中三分之二的人是一至三年级的学生)“从事准备工作和进行干部培训”,开始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最初开始这项工作的时候以合成B链中某一个肽段为目的……后来……‘行情’愈来愈高,从要求合成八肽、二十肽、B链到整个胰岛素”。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进一步大搞群众运动”,组织了120名师生“边干边学”,热火朝天、不分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注4]。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更大的肽段赶。当时的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主任沈仁权副教授比较内行,但她被搁到了一边,对这项工作没有发言权。于是,复旦大学所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完成了B链30肽”。


1960年4月19-26日,以稳定基础研究工作为重要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在这个会议上,由中国科学院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所主演的胰岛素合成戏剧达到了高潮:它们三个单位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 、A两条链!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代表还乘飞机把他们合成的A链带了过来。听到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聂荣臻、郭沫若等领导兴奋异常,他们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当天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了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最后的人工胰岛素A链和人工胰岛素B链的全合成工作。但直到那顿在大饥荒时期极其难得的宴会结束,垂涎欲滴的杜雨苍和张友尚也没有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生化所仍没能证明合成了人工胰岛素。可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又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可以互相验证。要求北大也进行B链合成,也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也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院党组正、副书记张劲夫、杜润生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决定亲自挂帅,指挥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大兵团作战”。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以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王仲良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


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严厉要求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特大兵团作战”。汪猷及其所领导的有机所原本是不想参战的,在形势的逼迫下,不但参加了进来,还喊出了最高的调子——“一个星期内完成”。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后来还增加过新人,譬如5月10日增加了中专校实习学生17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统一安排。战斗组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们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一位连多肽都未见过、新近从中国科学院山西分院过去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虽然有很多人并不愿意放下自己手头原有的研究转到这项工作中来,但既然党的领导干部在亲自指挥这项工作,他们也普遍表现得很积极。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注5];“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注6],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根本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还有些工作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命令:“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相关负责人每天午夜过后都举行会议,以报告进度、数据、结果等。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和军事斗争、工农业生产还是有区别的。在这里,“一个人卅天的工作等于卅个人一天的工作”的假想并不成立[注7]。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20天、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终于“正式进行会师”,可非常令人遗憾,“总的情况是人A人B全合成(人工A链与人工B链合成的胰岛素)没有出现活力”。不但如此,在随后的20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人工A链与天然B链接合成的半合成胰岛素)测定,结果均无活力”。


1960年6月28日至7月1日,为了“充分交流经验以及商谈今后协作”,“上海市科委召集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及科学院等三个单位的有关研究人员、教师和学生66人讨论了人工合成胰岛素的工作。”在这次会议上,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代表终于说出了他们的鉴定依据——他们基本不对中间产物作鉴定,主要根据对最后产物的两项生物测试——小白鼠惊厥实验和兔血糖实验——来确定自己是否合成了人工胰岛素。从会上获得这个消息之后,邹承鲁、杜雨苍、张友尚三人马上动手,经过整整一通宵的时间,先按复旦大学的方法与条件做了几个实验,然后又做了一些必要的对照实验,结果发现,复旦的两类测试法都非常不规范。邹承鲁对此回忆说:


他们最后的产物是用冰醋酸溶解直接注射到小老鼠的腹腔里的,而胰岛素的要点是要用水溶液注射。用冰醋酸溶液代替水溶液会出现什么现象?我们当天晚上连夜赶着做这个实验。发现单纯注射冰醋酸就可以得到一些与注射胰岛素类似但又不相同的现象,那种现象不是胰岛素引起的,而是冰醋酸引起的。[注8]


省去了必需的、数以千项计的对中间产物的分离纯化和鉴定,只对最后产物进行两项生物测试,而这两项测试操作均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复旦大学生物系“成功”合成胰岛素的要诀!实际上他们从来都没有完成过A链、B链和整个胰岛素的合成!


所以备受竞争压力的科学院是虚惊一场!


王应睐一直心怀整个国家的生化事业,面对这种实际上是费钱、费力而不见实效的研究方式,急在心上,早就想将其停下来。现在事实证明,复旦大学从来没有成功过,于是理由就更充分了。1960年7月底,他作为中国科学院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赴英国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纪念活动。途经北京时,他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强调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还是应该减少一些人,让队伍精干一点,只留下熟悉业务的,这样进展会更快。张劲夫和杜润生与科学工作者是比较贴心的,发动大兵团作战一段时间后,见效果不明显,就认真考虑并最后同意了王应睐的建议。


于是,“1960年7月,杜润生同志指示说,大兵团作战,搞长了不行,应精干队伍[注9]。”随后,“经过三天大会,总结辩论,生理、实生、药物三个所下马,留下生化、有机两个所” [注10]。“研究所之间,由协作组协调。科学院指定王应睐为协作组组长,汪猷为副组长。”两所的参与人数也逐渐减少,10月份时总人数下降到了“80人左右”。年底时,生化所只剩了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交了上百万元的昂贵学费后[注11],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偃旗息鼓。


1960年,北京大学化学系、生物系参加胰岛素工作的学生没有正常的暑假,直到10月份他们还在继续工作[注12]。终于又合成了三批人工合成A链,自己测试又有活力,于是把它们送到生化所。但到那儿之后,它们又没有活性了!10月下旬,生化所决定派杜雨苍和张友尚过去“学习”。果然不出所料,北京大学所用的鉴定方法又是不规范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合成”的究竟是什么,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不是胰岛素A链!60万元的巨额经费已经用尽[注13],结果又如此不如人意,而且人员伤病还相当严重[注14],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下去了。连总结都没做,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大兵团作战就这样灰溜溜地鸣金收兵了。


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大兵团作战也持续了很长的时间。1960年7月12日、13日、19日、26日,复旦大学生物系还派了张曾生、郭杰炎等人到生化所,和生化所交流甘氨酸、DL-苏氨酸的生产经验,并向生化所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工作组织情况:“分离分析组刚刚成立,也有氨基酸、多肽层析、旋光等组,只有消旋组尚未成立。”据黄祥云的研究,他们的“大兵团作战”也是因为经费等问题而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 [注15]。


“大兵团作战”阶段所获得的产物,除了有机所还留了一点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还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之外,其他单位的都事实上被当成垃圾倒掉了。也就是说,七八百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所收获的几乎完全是一场空。


作为一种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所独有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本身是很值得关注的。轻视原本就非常少的专家,而由不懂行的群众来充当主角,用搞运动和人海战术的方式来做研究,这是中国人在科研方式上的独特创造,也确实实践了当时一些领导干部所设想的“无产阶级的科学道路”。但遗憾的是,在胰岛素工作中,这种研究方式、这条研究道路彻底失败了。


“一步一个脚印”


“大兵团夹击胰岛”遭遇惨败之后,国家也已进入调整时期。在“调整、充实、巩固、提高”八字方针的指导下,变得开始允许科研人员和教师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于是,有机所的一些研究人员表示要再次“敲锣打鼓”把这个课题“送还生化所”,而生化所的绝大部分参与者也心灰意冷,希望下马这个课题。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情况也类似。


但聂荣臻坚决不同意这样做。1961年春天,他到生化所视察,明确表示:人工合成胰岛素(需要)100年我们也要搞下去。他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几亿人口,就那么几个人,就那么一点钱,为什么就不行?你们做,再大的责任我们承担,不打你们的屁股[注16]。聂荣臻表态之后,王仲良、张龙翔、王应睐、汪猷等多级领导人也分别表示支持。在他们的要求和命令下,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最终持续了下来,不过也做了一些调整。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方面,生化所将工作安排得大体恢复到了1959年下半年时的状态。也即只留下了(1)钮经义所领导的B链组:主要由最初就参与了这项工作的钮经义、龚岳亭、陈常庆、黄惟德、葛麟俊、汪克臻、张申碚等人构成,快完成时还补充进了胡世全等新的力量;(2)邹承鲁所领导的拆、合组:只剩下了邹承鲁、杜雨苍这两位旧人和蒋荣庆这位新人还在为继续提高重组活性而努力(活性最后达到90%以上)。有机所由汪猷领导着徐杰诚、张伟君等人打扫战场,“对过去合成的小肽进行分离、鉴定”[注17]。


北大化学系方面,应张龙翔的要求安排了六位教师做相关工作。后来因为调动工作、病休、生孩子等原因,实际只有李崇熙和陆德培参与,而陆德培“1/3的时间得花在行政工作上,另外还得花一些时间用于教学”[注18],所以后来北大总结说: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个半人”坚持了下来。


与北京大学化学系、中科院上海分院不一样,大兵团作战之后,虽然上海市的某些领导、复旦大学生物系党总支书记和此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李致勋均无心让胰岛素工作下马,而且他们完全有能力压制住校内的反对声音,但终于未能像科学院上海分院和北京大学一样把此工作坚持下去。为什么会这样?有可能是科学院对复旦大学施加了压力,不让她继续进行下去了。生化所的档案显示,1963年下半年,复旦大学一度还想卷土重来,结果激起了生化所的强烈反对,最后未能坚持下去。


1961年7月19日,中央批准了《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工作十四条》)和聂荣臻的《关于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9月15日,中央又批准试行《高教六十条》。这几份文件在总结过去工作弊端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工作策略,进一步落实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给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


随后的这几年,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生化所、有机所、北京大学化学系这三个单位剩下的这二三十名精干力量以坚韧的意志缓慢而又踏实地工作,默默而又奋勇地耕耘,做出了一系列成果,在《中国科学》、《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报》等期刊上分别发表了一些论文。


“大兵团作战”中的恶性竞争使北京、上海的胰岛素工作组心存芥蒂,他们不再通信,不再了解对方具体在做什么工作。1963年8月,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一些后,中科院在青岛举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北大化学系的代表和上海有机所、生化所的代表各自汇报了自己在胰岛素合成方面的研究成果,惊奇地发现对方还在继续工作,同时还发现北京大学和科学院的奋斗目标不尽相同——科学院一直在合成牛胰岛素,而北京大学则一直在合成羊胰岛素。国家科委九局的赵石英等人也参加了会议,听到这些情况后,认为既然大家都还在干,就应该协作起来,一道研究胰岛素的人工合成。他们还向北大代表邢其毅、张滂、施溥涛传达了聂荣臻在胰岛素工作方面的坚定决心。在赵石英的撮合下,北大的代表和科学院的代表初谈了一下合作协议。1963年10月,有机所所长汪猷去北京参加人大会议,邢其毅请他到北大做学术报告,进一步商谈了协作事宜,决定由北大合成A链的前9肽;有机所合成A链的后12肽;生化所仍合成B链,并负责连接A链和B链。与此同时,他们还吸取以前的教训,约法三章:


不搞“上海”的胰岛素,不搞“北京”的胰岛素,不搞这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那个单位的胰岛素,不搞“你的”胰岛素,不搞“我的”胰岛素,联合起来,一心一意搞出“中国的”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