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创新区案例解析: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剑桥区”?
生物创新增长四个根本因素: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 (AMCs),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投资者(包括风险投资),地区、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制药公司、学术界和政府互惠互利是必要的基础,本文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作为研究案例,探讨生物创新系统建立的战略蓝图。 
2014-5-19 20: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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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创新一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加州旧金山湾区和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是最著名的成功案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新成立的生物医药公司和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提供了成千上万的职位,并吸引了完善了配套支持服务,包括风险投资。如今,美国和全球其他地区也在寻求复制这种富有成效的创新性系统,以支持其经济增长。

然而,这些地区是如何取得如此的成功?哪些因素决定了其主导战略地位?其它地区可以应用哪些已取得的成功经验,以帮助其获得生物创新的资本?这些成功的先例证明,生物创新增长四个根本因素: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 (AMCs),生物技术和制药公司,投资者(包括风险投资),地区、州和联邦政府机构。制药公司、学术界和政府互惠互利是必要的基础,本文以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和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作为研究案例,探讨生物创新系统建立的战略蓝图。

剑桥模式:经典的成功案例

剑桥模式的成功源于该地区大学,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特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怀特黑德研究所,塔夫茨大学,波士顿大学,马萨诸塞大学,及其相关的医学院校,医疗中心和商业学校。在这些机构中,麻省理工学院最为耀眼,无论是建校历史,还是创业精神,都是同行业的佼佼者。麻省理工学院鼓励教师建立初创企业,并与业界伙伴合作。该大学的技术授权办公室其许可授权令人印象深刻,收入近1.5亿美元,建立了16家初创企业和申请了199项美国专利。更重要的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校友创办的公司雇用330万人,每年的收入约为22亿美元。6900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企业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年收入约1640亿美元。麻省理工学院作为旗手,毗邻地区的研究机构已经成为以促进生物创新的动力。与剑桥隔查尔斯河相对的波士顿地区具有的顶级学术机构,提供了经验,人才和知识产权和远见,可以把发明转化为价值。当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金在下降时,该地区的资金支持对关键的研究至关重要。麻省理工学院的整体研究预算约20%是由企业合作伙伴提供,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大多数同行机构。

有了这样的学术资源作为一种刺激,大型跨国公司如诺华和赛诺菲,都把美国研究总部设在波士顿,剑桥和周边郊区。此外,还有大量本土的成功企业,如Biogen Idec公司(百健艾迪),健赞公司(已被赛诺菲收购),千禧制药(2008年由武田收购),Vertex公司和Alkermes公司。

成立公司和大学为基础的新初创公司需要大量的资金。生物技术领域14个最活跃的全球风险投资公司,4家位于波士顿地区,6家位于加州旧金山湾区和2家位于纽约,其余3家都在欧洲。4家位于波士顿地区的风投分别为:三岩风险投资公司,阿特拉斯风险投资公司,MPM资产公司(总部设在旧金山湾区和波士顿)和 SR One公司,在该地区对本地企业投资达到了7.45亿美元。

剑桥模式成功的最后一项因素是积极的政府。马萨诸塞州通过其财政政策和生命科学的举措,创造了一个积极的商业环境。例如,2008年制定了一项10年10亿美元生命科学倡议,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马萨诸塞生命科学中心(MLSC)创建实施方案。其目标是加强州在生命科学中的国际领先地位的作用,创造高技能/高薪的就业机会,吸引投资资金,支持创新和创业精神。

费城:会成为下一个剑桥吗?

剑桥例子显示了激励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和维持一个成功和繁荣生物创新生态系统的必要性。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与剑桥和马萨诸塞州相比是一个有趣的反例。费城有四家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宾夕法尼亚大学,天普大学,托马斯·杰斐逊大学和德雷克塞尔大学),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许多跨国制药公司和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同时还有多家早期生物科技和生命科学公司。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大城市匹兹堡,却具有匹兹堡大学医学院(排名前十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排名第六的医学院)和卡耐基梅隆大学(一家领先的工程学校)。

尽管如此,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仍不被视为生物创新的区域。为什么呢?前提是四个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尚未充分参与这一目标。
在宾夕法尼亚州,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不作实现其创新战略势在必行的价值,美国前十名最为活跃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没有一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

此外,宾夕法尼亚州风险投资的可用数量有限。虽然许多制药和生物技术的合作伙伴在费城地区安家,但在过去的几年里,交易主要集中在剑桥和硅谷。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科比特发言公开谈到该州将会优先投资生命科学,但最终效果也不明显。宾夕法尼亚州制定的备受讨论“D2PA”项目,该州投资于新公司的资金仅仅1000万美元。自2003年以来,宾夕法尼亚州建立的生命科学温室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组织,对33家种子公司和23家前种子期公司投资仅为2300万美元,对40家公司投入也仅为1700万美元。汤姆·科比特提出几项税收激励计划在未来数年将生效,并召开企业领袖小组会议讨论在宾夕法尼亚州构建和支持生物创新生态系统的方法。然而,这些举措与那些成功者相比显得苍白无力。如果宾夕法尼亚州打算让生物创新作为该州新的增长动力,并要取得成功,必须做更多工作以激励四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和承担风险。

剑桥模式可以复制吗?

基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剑桥生物创新已取得的蓬勃发展,美国其他地区对此努力模仿。但问题是:剑桥模式能成功复制吗?研究者通过对剑桥模式中参与培育生物医药创新的四种因素,如何发挥战略作用进行了分析。

首先是培育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临床研究者和管理人员是所有以大学为基础的创新源。事实上,理解这一基本概念是能够发生改变的第一步,它可以开始动员这个“草根”网络的力量。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是鼓励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转化医学研究的基本业务情况,包括基于成本,时间表和监管方面的考虑;同时还要对发明或者经营理念的价值,以及知识产权和资金来源比较熟悉。培育这样的团体是走向商业化的重要基础,但是大多数学术性医学和研究中心很少这样做。

其次,建立制药,生物科技等产业的合作伙伴。私营企业对其他利益相关者合作越来越感兴趣。2012年,生命科学学术与产业交易/伙伴关系协定达成超过350项,主要领域为癌症(15%),感染性疾病(14%),诊断(15%)和神经病学(12%)。在顶尖学术机构如哈佛大学,得克萨斯大学,交易项目各达到了7项;伦敦大学学院和加州大学分别为6项,Broad研究院(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为4项。几乎所有这些交易都处于发现阶段,而且是基于平台的合作。另外,制药和生物技术公司还从事并购活动,进行着新药交易。

第三,地方政府机构支持。许多分析表明,生物创新要向具有竞争力,政府必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税收优惠,增加就业机会,以及通过基金和其他直接方式投资研究。

最后,风险投资。生命科学生态系统建立的最后一个难题是股权融资。在过去五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已经出现至少有三个重要的趋势。首先,风险投资呈现高度区域化。第二,与以前的投资方向相比,如今的投资正在发生改变,如三岩风险投资公司,并非投资于转化研究阶段,而是概念性验证阶段。第三,新的初创公司获得投资机会在减少,大部分投资是现有的投资组合公司后续几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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