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K“商业侦探”案开庭 被告否认非法购买个人信息
英籍私家侦探彼特·威廉·汉弗莱(中文名韩飞龙)及其美籍华裔妻子兼业务伙伴虞英曾今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公开开庭审理,对于公诉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指控,被告人予以否认。此案为中国首例外国人在华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2014-8-11 13: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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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籍私家侦探彼特·威廉·汉弗莱(中文名韩飞龙)及其美籍华裔妻子兼业务伙伴虞英曾今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了公开开庭审理,对于公诉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指控,被告人予以否认。此案为中国首例外国人在华非法窃取公民个人信息案。


与此前外媒报道所称的“秘密庭审”不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微博对此次庭审进行了文字直播。


这对外国夫妇经营的风险咨询机构ChinaWhys于2013年4月受雇于葛兰素史克公司(GSK),负责调查涉嫌发匿名邮件的葛兰素史克公司中国区前任负责人马克-莱利,而在调查过程中,该咨询机构非法获取了马克-莱利和其女友的一段亲密视频以及包含了“葛兰素史克存在大范围的贿赂行为”指控的邮件。二人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于2013年7月11日被上海警方刑事拘留,同年8月16日被逮捕。


起诉指控书中显示,两名被告人按每条人民币800元至2000元不等的价格,先后向周红波、刘玉和蔡志诚购买公民的户籍、出入境记录、移动电话通话记录等信息资料累计达256条,并在制作“调查报告”后卖给委托客户。“情节严重,触犯了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二款的规定,应当依照刑法第六条规定,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坚称调查业务仅为“商业信息咨询”


庭审文字实录显示,汉弗莱在庭审中对两家公司的经营范围进行了阐述,并否认了“社会调查”这样的说法,坚称只是调查业务仅为商业信息咨询。


汉弗莱与虞英曾于2003年在香港成立中慧公司,2004年在上海成立摄连公司。自从摄连公司以来,汉弗莱夫妇获得700多单生意,其中约有一半涉及公民个人信息。汉弗莱在庭审过程中表示,该公司的主要客户一般是大中型公司,大多是外企,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法律事务所和金融机构,调查对象一般是并购公司、高管和员工。


汉弗莱称公司主要开展了四项业务:对不同的公司和员工进行背景调查;研究某个具体的行业;对客户现有的运营情况进行评估;通过风险报告给客户提出建议。上述服务的目的是减少风险,尤其是减少欺诈和腐败方面的风险。


而虞英曾也在下午的庭审中表示,她记得公司的经营范围有一条是调查咨询,从商业咨询的角度提供内容,与工商登记的业务范围没有冲突。


“据我的理解调查是一种手段,是科学的调查分析方法”虞英曾说。“搜集个人信息只是我们调查分析得出结论的许多手段中的一种,大概只占1%”


不承认购买大量个人信息为非法行为


在庭审中,汉弗莱坚持认为自己的公司只是支付了“服务费”,并非大量购买个人信息。


“我们是请其他咨询公司帮助我们进行调查,帮我们提供公民的户籍信息。我们付给他们的是服务费,并不是去收购信息。”汉弗莱称,“我们不是在卖个人信息,我们出售的是咨询服务和分析,这些个人信息在报告中只占非常小的部分。”


汉弗莱表示,大多数调查和分析利用的是公开的信息,只有极少数的调查会求助另外的咨询公司来提供公民的户籍信息。收到户籍信息后,他们会付给对方“服务费”,每次支付几百到一千,具体根据咨询公司耗费的时间来计算。


根据摄连公司出具的报告,他们购买的信息包括户籍资料、家庭成员、出入境记录,甚至被调查对象的手机通话记录。这些被摄连委托的公司就包括涉案的周红波、刘玉和蔡志诚等人的三家咨询公司和一家英文名叫RA的香港公司。


“如果当时知道收集这些公民信息是违法的,我们会告知客户这种方式不行。”虞英曾表示,他们在其他地区,比如在香港也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所以并没有意识到在中国大陆这么做是违法。如果他们知道是违法行为,就会销毁所有的痕迹,不会保存下来。


庭审披露购买私人信息全过程


虞英曾在庭审中表示,在向周红波、刘玉、蔡志诚购买个人信息的时候并没有签书面合同。


购买私人信息的具体流程通常为:首先与委托公司电话交流,把详细信息发给他们,然后对方出具报告,摄连公司再将报告包装成自己亲自做的调查反馈给客户。这三家公司出具发票后,虞英曾再给三家付款。“向周红波、刘玉、蔡志诚购买个人信息的时候并没有签书面合同,因为金额不大不值得这么做。而且这种操作方式在中国很普遍。”虞英曾说。


对于有没有对公民实行跟踪或监控,汉弗莱予以坚决否认。他表示跟踪和监控的情况非常少,而且一般都是委托第三方来进行。而让自己的员工伪装成目标公司人员的亲属、冒充目标公司的客户等进行采访,也都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做的。


根据供述报告,摄连公司完成这些项目的收费标准一般为2万到20万。伯恩斯坦、诺尔达和大陆汽车项目总共涉及34条信息,售价为83万人民币左右。而接受科尼公司委托调查9条公民信息,摄连公司就收取了264万余元的巨款。


在举证质证阶段,委托过汉弗莱、虞英曾两人进行调查的客户,以及摄连公司的七名员工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了汉弗莱和虞英曾存在收集个人信息和制作调查报告的行为。而向两人提供个人信息的周红波、刘玉和蔡志诚的供述、证言及辨认笔录,也证实了汉弗莱和虞英曾向他们购买过个人信息。汉弗莱和虞英曾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均无异议。


本文转载自腾讯财经,作者卢佳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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